《中国社会科学》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

编者按

 

近日,杨东教授新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本文以监管科技为切入点,突破传统金融监管的固有困局,创新监管方式。有必要在传统金融监管维度之外,加之以科技维度,形成双维监管体系以科技驱动型的监管思路应对新技术发展对于金融监管的挑战,采用与金融科技发展相匹配的科技驱动型监管模式回应金融科技监管的特殊性,以契合金融科技创新的技术性本质特征。以此有效应对金融科技风险的路径,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护金融稳定。

《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技术驱动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研究”(17BFX098) 阶段性成果)是杨东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杨东教授在金融监管、金融科技等领域辛勤耕耘近二十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法学家》、《清华法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期刊、报纸发文百余篇,知网总下载量超过十万次,总被引量上千次。其中多篇在中国法学会、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等单位组织的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安全主要问题立法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C021)的阶段性成果,下载数:13639;被引数182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获得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荣获一等奖。| 杨东教授论文《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视角》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下图为中国知网显示的下载和引用数据,最后查询时间2018年4月16日)

在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选中,中国人民大学有22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9项,占北京市一等奖总数的1/5,名列第一;总获奖数列第二位。

主要创新与学术价值

本成果首先明确了在我国现实互联网金融环境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约束下的信用风险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的管制型立法在互联网金融监管领域的不足与悖论,同时阐述了用刚性兑付和担保等信息工具之外的手段来替代信息披露,不但加剧了信息供给的不足,而且还诱导市场主体更依赖信息之外的投资保障手段。

该成果创新性地提出采用信息工具来规制信用风险这一法律进路验证了信用风险定价及其信息转换的法律范式,在解决互联网金融信息与信用风险关系问题上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学术影响及社会效益

该成果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探究出一种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规制的新型法律范式。基于信用风险定价及其信息转换的范式,该成果立足于解决金融的本质问题,建议通过建立注册资本金和信息审核标准来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利用大数据将风险定价置于信息工具之中,构建投资者保护及融合型规制体系。总之,该成果体现了对“互联网金融法律规制现代化”这一命题的独到见解,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效应和影响,推动了实践的发展,为立法监管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发表至今在知网上点击量接近10000次,被引111次。一行三会的相关主管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制定的领导干部也给予高度评价。论文的很多观点在监管部门和业界的实践中都有所体现,如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受人民银行委托开展了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工作,并启动了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建设工作。

《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安全主要问题立法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C021)部分成果;下载数:18889;被引数184)被评为“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该论文载于《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杨东论文《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荣获“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

《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主要内容

《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主体内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金融监管现阶段面临的挑战。金融科技的变异与冲击,使金融风险产生量变乃至质变,金融监管由于其信息不对称、技术性落后和滞后性等的固有弱势,应对风险能力有待加强。

第二部分提出构建金融科技监管的双维逻辑。运用监管科技(Regtech)与科技驱动型监管进行科技治理。并提出“规则治理→原则治理→科技治理”和“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科技治理”两大逻辑进路。

第三部分探索科技驱动型监管的实现路径。明确数据的重要性,实现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金融监管。同时提出科技驱动型监管的三条路径:分布式的平等监管机制、智能化的动态监管机制和试点性的监管沙箱机制。

以下为《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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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

 

摘要: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金融业态正引领全球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所内含的技术风险、操作风险,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之可能,迫使监管者必须予以有力回应。然而,监管技术匮乏、监管法律滞后和监管理念守旧等问题,以审慎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等为核心构建的传统监管体系和法规无法有效应对去中介、去中心化的金融交易现状。因此,必须在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传统金融监管维度之外增之以科技维度,型塑双维监管体系,从而更好地回应金融科技所内含的风险及其引发的监管挑战。科技维度的监管致力于依靠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构建科技驱动型监管体系。其以数据驱动监管为核心,构筑起分布式的平等监管、智能化的实时监管、试点性的监管沙盒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体系,突破传统金融监管的固有困局,创新监管方式,从而有效应对金融科技的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护金融稳定。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科技;科技治理;监管体制

作者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未来法治研究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2)。


引言

人类文明的成长史便是技术的发展史。以蒸汽机、电力、电子信息技术等技术为驱动的工业革命可能正在被一场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驱动的数字革命所取代,虽然数字革命滥觞于上世纪中叶,但本次革命最大的特点是不同技术之间的融合,混淆了现实世界、虚拟世界与生态圈之间的界限。 并且,人类可能也开始进入一场新的文明——数字文明——正全方位、彻底地改变着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和生活模式等各个领域。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产生了大量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基于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各类新模式,具备根本上的颠覆性。金融科技(Fintech)是金融创新和法律技术紧密融合以促进融资方式的转变,通常以破坏式创新的方式出现。 因此,可以说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金融业态或许正引领人类社会迈向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的新时代。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金融科技、科技金融、类金融、准金融、替代性金融等新概念层出不穷,出现了全社会的泛金融化、金融泛化或者金融再造(重塑)现象,对于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带来巨大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和“创新监管方式”两大目标,并强调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强调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说明发展科技创新驱动型的现代金融并有针对地加强创新型监管的重大意义。在金融监管的历史长河中,“放松监管—创新过度—金融危机—严格监管—压制创新—放松监管–”循环更替彰显了金融效率与安全的平衡难题,其在金融科技迅速推进的背景下尤为突出。金融科技的破坏式创新对于传统金融的监管模式、理论逻辑和法律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审慎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等应对金融科技所引发的风险乏力,亟需突破传统监管维度,充分利用科技带来的契机,从而解决金融科技监管中“治乱循环” 桎梏,在促进金融创新的同时有效控制风险。针对上述命题,本文着眼于系统整理吸收中外金融监管的经验教训,提出适应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涵盖金融科技发展促进、立法及监管的监管科技规制理论。

一、监管挑战:金融科技的异变与冲击

金融科技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快速形成了全新的金融生态,尤其在中国,犹如旧城之外形成新城,金融再造工程绕开了很多传统金融监管和法律。比如,在银联之外诞生了第三方支付和网联;银行这一信用中介之外出现了P2P信息中介;各类交易所市场之外出现了股权众筹;IPO之外出现了ICO;法定货币之外出现了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征信(央行征信中心)之外出现了大数据征信(信联);传统理财之外出现了互联网理财、智能投顾、各类大资管等;还有互联网保险、网络小贷、现金贷、助贷机构等。这些变化亟需重构金融监管以应对科技驱动不断加速迭代创新的金融业。目前,监管者将监管视角聚焦于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太大而不能倒”的大型金融机构,忽视了那些规模相对“小而分散”但发展迅猛的金融科技企业或业务活动所内含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在一定情形下会聚集、演变为比大型金融机构更高的风险,甚至不排除诱生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因为去中心化的金融科技市场对于不利的经济动荡更加敏感,对监管者而言,不透明并且更易于催生市场主体过激的风险行为。

(一)科技创新带来金融风险的量变乃至质变

金融的发展史也是金融与科技紧密融合的过程。冶炼与印刷技术所带来的铸币和纸币拉开了金融的帷幕,随后金融与科技的融合进程在金融科技 的历史演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结合中国情形,金融科技的历史演进一般分为四个阶段:Fintech1.0是从1866年到1967年,是以电报和电话等模拟信息科技为主的工业时期,围绕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而构建的全球电传系统展开。Fintech2.0始于1967年计算机互联网和ATM机的出现,止于2005年支付宝的诞生,金融行业通过传统的IT硬件来实现办公和业务的电子化,以此来提高业务效率。Fintech 3.0缘起2005年支付宝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科技驱动的创新企业和提供金融服务的信息科技企业为代表, 这一进程分还可细分为传统金融企业使用金融科技的阶段和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阶段。 因此,金融和科技是密切相关的业态,现代金融的生命力在于科技的应用,没有科技就没有现代金融的蓬勃发展。

科技变革正在重写金融服务业的交易规则,与此同时,风险相伴而生。金融业正面临着近现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诞生以来最深刻最宏大的技术创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不断迭代创新的科技发展甚至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现行业务模式和监管框架。一方面科技创新和更迭速度显著加快,另一方面科技转化为金融产品的周期大为缩短。随着互联网人群持续增加,消费者接受新科技的能力和意愿逐渐增强,新产品、新平台、新组织、新业态及其包含的网络效应向社会公众进行跨区域、跨国界和跨时间的渗透扩散速度亦加快。对金融稳定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企业却因其本身并未从事金融业务而无法纳入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而出现巨大的监管漏洞,扩大了风险传递速度、隐蔽性和影响面。 总之,金融科技使资金的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的连接费用大幅下降,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的同时,金融风险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负外部性等特征依然存在,同时金融、技术和网络风险更易产生叠加与聚合效应,使风险传递得更快、波及面更广,且在技术性风险、操作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等层面更加突出,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 ,技术性风险。金融科技业务发展有赖于先进的技术和交易平台系统,技术和交易平台系统选择失误会带来较大风险。即在计算机驱动交易的背景下,交易频率以及交易量迅速攀升,尽管新技术有利于克服寡头垄断并规范传统的市场交易主体,但技术漏洞或编程错误均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衍生新的系统性风险。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时,数据相关性不是用于检测因果性而是用于预估未来,它就可能产生错估成本与风险。并且,如果该金融科技企业规模达到足够大的情况下,一旦破产就风险就会迅速传递至与它有链接关系的企业。

其次,操作性风险。操作性风险通常与不适当的操作和内部控制程序、信息系统失灵和人工失误密切相关,该风险可能在内部控制和信息系统存在缺陷时导致不可预期的损失。当科技驱动创新步伐加快时,操作性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另外,数据风险与信息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增加了信息科技风险等操作风险。

最后,系统性风险。关于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传统认识,认为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首要来源是大型“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低估了那些小型且去中心化但发展迅猛的金融科技所诱发的系统性风险程度,因为其具有特殊风险,其可能诱发比中心化的金融机构更大的风险。相较于大型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的规模与商业模式决定了其易受恶劣经济动荡的影响,而且会将这种动荡传递至行业内其他企业。由于监管者缺乏技术手段获取金融科技市场结构和运作的可靠信息,因此对金融科技企业监管和约束更加困难。另外,金融科技的技术性风险和操作性风险在特定的情形下会由量变急剧升级为质变,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因此,金融科技带来的监管问题不仅区别于传统金融,甚至带来不可预期的巨大风险,亟需金融监管予以回应。

(二)传统金融监管应对乏力

面对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传统的金融监管和立法愈显落后,科技创新往往游离至监管体系之外,或变相的规避监管,实现监管套利或引发监管空白。

1.信息不对称:金融监管的固有困局

传统金融学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原因。 监管建立在筛选出的与特定金融科技相关的数据基础之上的,这些被筛选出的数据对于监管者决定监管对象、监管时机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监管对象的确定在于识别破坏性创新必须受到监管或者亟需监管改革;监管时机的选择必须恰当,过早的监管会扼杀或者扭曲技术发展,太晚又会引发监管空白带来的无序及风险。如今,科技的变化日新月异,从而使得基于事实的监管路径应接不暇,监管的紧迫性意味着与新科技相关的数据可能不存在或者监管者筛选了错误的数据并据以监管。而且,时间的紧迫性亦会致使数据识别更加困难。在多变、复杂且破坏式创新频发的时代,确定监管对象、监管时机和监管方式并非易事,监管者会发现自己陷入缺乏充足信息的盲目监管或者无为而治的消极监管的固有困局。

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在数据、信息不足以及对情景评估不足的前提下,仍要求他们做出准确而又影响深远的决策是十分困难的。监管者依据碎片化乃至错误信息所作出的决策,会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市场主体对管制型立法多重监管套利的博弈中,尽管金融科技有可能实现市场条件下自发而有效的信息配置,但仍会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被监管者拥有规避监管以获得最大利益的强烈动机,因此其向监管者提供的数据在真伪、全面性等方面都会大打折扣,从而引发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风险。“优良”的被监管者严格按照金融监管的各项指标进行高成本合规,而那些数据造假或隐瞒数据的“劣质”被监管者反而脱离合规成本约束以实现迅速扩张,使得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近几年的P2P、现金贷、ICO和虚拟货币等均是这种现象的例证。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者无法全面评估被监管者的实际运行状况,仅仅粗略对其监管指标进行合规性检查。而被监管者会在最大限度内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作出不利于金融消费者之行为,这种“道德风险”极大地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2015年股灾即是惨痛教训。

2.技术性:金融监管的巨大短板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导致传统金融风险和技术风险相互叠加交织,使风险发生了量变乃至质变。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也加大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监管提出了挑战。这根源于监管者无法与科技创新者同步掌握新事物,缺乏充分的技术手段进行数据触达。换言之,尽管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业交易效率,降低了金融业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但既有的金融监管和监管者因为缺乏必要技术支撑而无法进行有效监管。

3.金融法律的滞后性

金融创新与作为监管依据的法律法规间存在“步调问题”,金融创新肯定会超前于现行法规,否则可能就不会被视为金融创新。 法律滞后性与确定性是一体两面,为破除不确定性给民众带来的恐惧,法律应保持确定性;与此同时,安定的法规又不可避免地滞后于时代发展。监管通常被视为可预测性的来源,且注定应当持续进行,伴随创新速度的加快,制定法律注定亦无法跟上时代步伐。

金融科技作为“破坏式创新”给传统金融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监管机构和规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历史的经验,而历史经验源于金融市场混乱和银行缺陷。金融监管法规通常并非自发形成,相反,它是萧条和丑闻的孩子,在繁荣时期则成为孤儿,而一个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是该时期金融监管理念的集中体现。因此,传统金融监管框架都是基于事后总结教训型立法,以稳定且假定最优原则为前提, 防范过去发生的金融危机再次重演。然而,由于既有金融监管法律的预见能力有限,新型金融科技引发新的事物、活动或关系,难以明确适用于现存监管规定,或者其所规范的行为因科技的发展而变得不再重要。 在破坏式创新呈指数级发生的金融交易环境中,前述监管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的深层次不足和设计缺陷可能会因破坏式创新的急速增加而迅速暴露。 易言之,在日渐加快的市场创新面前,金融立法过于迟缓导致相关制度供给远远不足。另外,科技创新使支撑原有金融生态系统内涵的轮廓不再明晰。第三方支付技术建立起的非银行支付服务市场,支撑起了传统监管外的支付清算市场。然而,既有法律对支付清算市场缺乏明确规范,致使监管措施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4.监管原则或监管理论的失灵

传统的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原则、理念甚至理论本身已无法有效应对金融科技各新业态的迅猛发展。审慎监管理论将“风险为本”作为核心理念,着眼于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流动性水平和盈利水平等指标(微观审慎监管)和关注逆周期管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通过事前规定,约束监管金融企业以降低其承担高风险投机的机率。但是,这些约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金使用效率,运营成本亦相应提升,随之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因此,低效率、高成本是审慎监管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

金融科技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迫使监管者无法对其放任自流,然而传统的监管受制于信息不对称、监管技术手段的匮乏以及金融监管法律的滞后,特别是金融监管理念、理论的过时或失灵,在应对金融科技风险方面乏力。因此,寻求新型而有效的监管维度体系成为新时代金融监管的必然选择。新型维度监管体系不仅仅是传统监管模式的修修补补,需要新思维新维度新理论。仔细分析约束传统金融监管发挥功能的四个方面,其缺陷要么源于科技本身对监管的限制,要么可以利用科技手段有效缓解缺陷。因此,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信息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源于监管科技手段的匮乏。

二、维度建构:金融科技监管的双维逻辑

监管原则与监管手段双轮驱动金融监管的发展。过往的监管原则是建立在监管技术相对固定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最优监管原则。 然而,近十年来,科技和金融的二元融合与相互渗透,加速推进了金融市场的重构,传统的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型的监管模式已无法适应科技驱动下金融创新频发的市场环境,因为在一个以毫秒为间隔执行交易的世界里,拖上几个月的监管反思,很快就会变得无关紧要或过时。 为此,我们有必要在传统金融监管维度之外,加之以科技维度,形成双维监管体系,以科技驱动型的监管思路应对新技术发展对于金融监管的挑战,采用与金融科技发展相匹配的科技驱动型监管模式回应金融科技监管的特殊性,以契合金融科技创新的技术性本质特征。

(一)监管科技(Regtech)与科技驱动型监管

1.Regtech的概念厘定

监管科技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其已不仅仅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承载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诉求的制度性问题。同时,概念界定还与基本原则、风险管理模式、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范围等的确定息息相关。

技术不仅是监管风险的来源,而且逐渐成为监管变革的机遇。 快速发展的金融科技催生监管科技(Regtech)的出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新科技,将强有力地提升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率。Regtech是“Regulation”与“Technology”的合成词,于2015年3月首次出现在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对“‘金融科技’ 优势”的研究报告中,在随后发布的英国年度预算报告中也有显现。 此后,各国监管机关和标准制定者发布的各类文件中采纳了Regtech这一表达方式,其在全球监管讨论中逐渐被普遍接受。

Regtech致力于通过使用创新的科技实现对监管标准有效率地监控、转化、遵守,也包括数据分析、监管报告、反洗钱或反欺诈、风险管理领域内的自动化解决方案等,其被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界定为Fintech的一个分支。 但实质上两者并不属于同一范畴。 狭义的Regtech仅仅指金融机构内部的合规程序通过使用科技的辅助手段变得更加有效和高效,比如自动化监管报告或借助对非结构性语言数据的处理监控行为的合规性。广义的Regtech还包括为了与金融行业的电子化发展同步,监管机构对技术创新加以利用,比如监管者通过统一数据格式、建立兼容的API接口和机读监管机制等提高监管效率。

2.Regtech的历史分期及科技驱动型监管

从Regtech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Regtech 1.0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范式,其主要由大型金融机构推动,将技术应用于内部流程,以降低遵循巴塞尔协议II所规定的资本要求而带来的合规成本和监管复杂性;同时也涉及银行与监管者的合作,以量化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为基础,但全球金融危机最终摧毁了这种虚幻的安全和信心。Regtech 2.0指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范式,其主要由严格监管要求和金融服务行业高昂的合规成本推动。

因此,Regtech 2.0阶段是各方主体运用科技来提高监管合规和监管效率为驱动,可以降低受到金融科技企业挑战的大型银行和公司的成本并提升其边际效率,同时会使金融服务部分之外的主体受益,比如方便公司进行快速的身份认证。对于监管者而言,Regtech推动实时监管工具的发展来识别风险并缩短调查违规行为的时间;并且可以模拟系统及监管沙箱的发展,有助于识别拟采取监管改革或新型监管措施的潜在效果。 如果监管机构不采用Regtech,将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监管套利、更复杂的系统性风险。

科技驱动型监管,指向Regtech2.0阶段,侧重于监管者依靠科技手段获取信息,进行实时、动态的监管,从而解决监管信息不对称和缓解法律滞后性弊端。其内涵在于,监管机构在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监管时,不仅关注金融机构的科技基础设施,设立相应的技术指标对企业进行指引;同时在行为监管时,也应及时采纳行业内最先进的科技进行监管,以此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科技驱动型监管强调通过实时、动态,且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信息共享机制来进行监管,以此降低了监管成本以及数据有效性问题,真正实现实时、预测、自上而下、以技术支撑为核心的透明监管体系。

(二)科技驱动型监管的理论基础:科技治理

科技治理是科技驱动型监管的理论基础,以科技治理为指导的监管体系是实现对新型金融业态监管的必然趋势。国内对于科技治理的研究鲜见且抽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组织学上的治理问题 和运用科学技术治理社会。 比较而言,域外关于技术治理的研究重点关注技术治理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概括来讲,少数学者对技术治理的解读存在着信息技术治理和科技公民两个层面;Nick Fox认为技术治理(technology governance)包括两重含义:一是诸如核能和基因工程等创新发明的出现,给人们生活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应对这种挑战需要通过调整法律和政策来实现行为规制和个人自由的平衡;二是利用新的科技发展作为手段,提升治理的能力和程度。 本文赞同这一观点。

新科技推动商业和社会的变革,致使传统的金融监管与法律无法应对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行业变革。与以往的科技只是被治理角色不同,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新型科技由于其新的方法和智能手段,已经演化为新的治理模式,开始深刻地改变我们原有的法律和治理。节点众多、风险发生不确定性等是新金融业态的特点,通过科技手段的制约有助于形成合法、合规的“众管”环境,使传统监管手段所无法触达的一些风险行为受到遏制。科技治理的真正变革潜力在于提升金融市场实时监管的能力,通过科技驱动型监管的具体实施重构金融监管。

1.科技治理的逻辑进路

传统的金融监管源于过往的金融监管的经验教训总结,对于维护金融发展及金融市场稳定功勋卓著。换言之,如果没有金融科技创新的迅速崛起,或许现有的金融监管路径依然是监管者进行有效监管的制度保障。只是讯息万变的金融科技新业态使传统金融监管捉襟见肘。金融科技的诞生必然带来金融监管重构。一方面,在金融科技的带动下,金融风险发生的方式、影响的广度、传播的速度,甚至金融风险的结构、模型与定价等都与传统的金融风险有着根本区别,而目前尚未形成适用于控制新型金融业态风险的监管规则。在现有监管模式下,正式的规则制定耗时太长,几乎总是存在“救济迟延”的问题。然而,科技的演进可以有效应对新金融业态带来的风险,采用科技治理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传统金融监管理论指导下的金融模式针对传统的金融业态,无法有效应对科技驱动的新型金融业态的监管需求。比如,自动化的合法审查、记录以及监管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很难满足极端金融复杂性的监管需求。 因此,必须在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之外构建科技维度,实现科技治理。科技治理的逻辑演进包括两条,分别是从规则治理→原则治理→科技治理,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科技治理演进而来。需要说明的是,科技治理不是对其之前的金融监管治理原则或者监管理念的替代,而是聚焦于利用科技手段进行实时、动态和透明的智能监管,从而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弥补传统金融监管在应对金融科技监管方面的局限性。

(1)规则治理→原则治理→科技治理

纵观金融监管法律的演变历史,起初是制定详细的监管规则进行金融监管,然而规则治理不能有效应对新出现却未纳入原来监管范畴的金融创新,因此金融监管和法律需要设计抽象化概括化弹性化的原则加以治理。从规则到原则是人类社会探索规律寻找真理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法律与法治也是这样的过程。

在规则监管模式下,金融监管机构以具体的法律规则为依据对金融业实施监管。规则监管在法治观念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有其优势,但同时也易于使法治监管流于表面,产生“法治监管”的陷阱。从规则本身看,规则难以覆盖所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监管事项,往往是“重法律形式,轻经济实质”,从而产生监管“盲点”;规则监管的重点是监管对象的业务流程和程序,而非其业务活动的结果或者经营行为。 规则监管所留下的法律空白和漏洞使得大量需要监管的金融行为被排除在监管范围之外。由于扩大监管范围也非易事,因为旧的法律概念和监管工具并不总是能够通过扩大解释或者拓展适用空间就能适应新的市场现状,所以金融组织、金融商品所产生的风险在此空白和漏洞下逐渐积聚,直至产生覆盖于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并使之向各领域不断扩张。

当规则监管在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面前捉襟见肘时,原则监管似乎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法。与规则监管相比,原则监管强调对期望的监管结果的一般和抽象的指导原则,从而使监管目标更易于实现。由于现存的立法程序缺乏足够的效率和灵活性,原则监管可以赋予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适应技术变革所引发的被监管行为及其背景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原则监管可以抑制法律漏洞并避免清单列举式规则的弊端,从而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但是,原则监管存在内生性问题。在原则监管体系下,每个企业有权决定其最佳适用原则的方式以确保合规。在提升企业合规自主性且构建和谐的监管关系的同时,也引发了执行困难:监管的不确定性与合规问题。具言之,原则的模糊性和弹性可以导致对其存在多重解读,当企业负责将指导原则适用于自身的经营和活动,有时候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契合监管者对原则的理解。原则监管严重依赖于企业的诚实以及与监管者的合作,企业需要让监管者知晓其行为的变化及相应的风险,提供充足的监管并对企业的行为做持续评估。如果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缺乏信任,那么原则监管体系将无法运作。此外,原则可能蜕变为规则。原则一旦开始适用,企业对其的适用方式将会固化以免招致不必要的监管风险。当监管原则变得与监管规则越来越像,那么其弹性和应对创新的能力将随之丧失。

科技治理可以避免基于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的缺陷。在科技驱动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发展的背景下,若监管者仍然忽视科技的应用,将无法有效应对不断累积的金融风险。所以金融监管增加科技维度是监管的必然趋势。其实,科技的应用已深刻地影响着法律和治理,坚持科技治理与法律治理相结合是重塑金融监管的有效方式。 尽管法律处于核心地位,但法律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好的选择。

(2)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科技治理

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没有关注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并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且“合成谬误”还存在于金融体系中,即某些在微观层面上,对于单个金融机构是审慎理性的行为,如果成为金融机构集体一致的行动,效应叠加起来,在宏观层面上反而可能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失衡。特别是在混业经营的模式下,同质化经营会导致系统性风险。 经过2008 年金融危机的锥心之痛,国际社会意识到了微观审慎在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的乏力与短板,故而非常迫切需要从宏观层面寻求防范与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审慎监管工具。籍此共识,宏观审慎监管在全球顺势而出,受到各国政府和学界史无前例的关注和重视,一跃成为各国推行金融监管改革的首要核心议题。所谓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而言,指的是金融监管当局为减少金融危机或经济波动给金融体系带来的损失,从金融市场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各种制度安排。同时,囿于金融机构的失当行为以及信息披露的不完整,对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便成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之重要举措。于是,宏、微观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并驾齐驱的“双峰监管”萌生,在强调保护金融机构的同时,也强调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其监管着力点是银行等实体金融机构。然而,新的科技冲击了传统金融市场,使得金融服务业出现重大变革,双峰理论等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变化了的金融市场环境,引发监管逃离甚至带来监管空白。

其一,在金融机构监管层面,以实体金融机构为抓手的传统金融监管模式对科技驱动的新金融业态无暇应对,必须依赖科技手段实现有效监管。金融科技可以大幅度扩大资金端和资产端的覆盖范围以及“风险-收益”的匹配程度,实现投资者风险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的匹配能力, 极大地分散金融风险,并促进普惠金融。换言之,金融科技能够增加资金端的数量,让更多以前无法参与理财的普通投资者获得金融服务,并在资产端让过去无法获得融资的小微企业实现融资需求。在此背景下,若要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则必须同时控制资金端和资产端。然而,传统的金融监管聚焦于监管金融机构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监管措施也主要集中于资产端,强调资产端的风险控制;同时受制于科技手段限制而无法对资金端进行风险控制,由此导致风险爆发向投资者转移,使得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科技的支持下,监管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资金端和投资者的识别、分散投资等风险管理,实现资金端和资产端的同步创新和管控。

其二,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层面,高准入门槛等事前监管措施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而当今时代涌现新型金融科技是解决监管信息不透明的根本举措,将会强有力地提升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率。在缺乏其他可利用科技监管手段的情形下,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通过设立较高的投资准入门槛维护交易安全,但是,通过强制性的禁止准入规则防止单个金融机构发生金融风险,从而间接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不仅剥夺了特定主体的金融权益,客观上也割裂了金融系统的完整性,极易导致个别金融机构出现“太大而不能倒”的现象以绑架政府,最终使得所有参与金融交易的主体受到巨大伤害。

综上所述,传统金融监管实现有效监管的前提是被监管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识别,而金融科技的技术特性使监管机构很难确定需要被监管的主体和应受监管的行为。因此,金融科技以科技变革为核心,倒逼监管将科技手段运用到监管体系当中,通过构建双维监管体系以实现对金融科技风险的有效监管。

三、科技驱动型监管的实现路径

如前所述,双维监管体系是在传统金融监管维度之外增加科技维度,弥补传统金融监管在应对金融科技风险方面的力不从心。新时代技术大爆炸,技术实现了量变到质变,技术从监管的辅助工具发展为监管的决定因素。双峰理论应对的是传统金融市场的问题,双峰理论本质是审慎监管的延伸,将保护金融机构的思路延伸到金融消费者,提出了金融监管的两个目标,而双维监管体系不仅仅为这两个目标提供更好的实现路径,而且可以克服审慎监管等传统金融监管的弊端与不足。科技驱动型监管将带来金融监管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其不仅包括实时获得动态数据,还包括实时反馈信息和及时发出指令,利用科技手段实现实时监管,以及对未来的一种预判和提前监管。

(一)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金融监管

科技驱动型监管主要是围绕数据聚合、大数据处理和解释、建模分析与预测,但需要依赖高质量的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其真正潜力在于以数据监管为核心,采取有效的数据收集、报告、管理和分析流程,从而推动监管模式由“了解客户”(know your customer, KYC)向“了解数据”(know your data, KYD)之重大转变。 金融监管工作的关键在于以数据为本,丰富数据监管多样化手段,提出科技治理方案,由规则、原则治理走向科技治理,其核心理念是透明、平等、智能,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动态监管体系。具体而言,科技驱动型监管模式对于数据的利用包含以下四层递进过程:

第一,数据收集与数据触达,即数据的获取以及对数据真伪的辨识。从市场的角度,若监管者能够实时地分析监测破产、流动性及金融机构其他风险因素,可以提升市场的稳定性和竞争水平。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以及大量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易及组织形态,使全方位的获取数据成为可能。大数据信息的核心来源包括物联网、公共记录、社交媒体、摄像机和卫星定位等途径。这些以指数速率增加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呈现,从而对其进行电子捕获和操作。此外,为应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数据造假等情形,监管者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辨伪数据。同时,过多的非结构化的数据亦会扰乱监管,因此还应精准地进行数据收集。为获得有效的监管数据,可由监管机构设立知识中心,建立一套监管科技解决方案,通过监管的技术系统直连各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实时获取监管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完成监管的报告、建模与合规等工作。因此可不强制对该企业实行牌照监管,只要求其接入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创建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主体的非现场“联合办公”机制,从而满足实时合规的技术要求。

第二,数据共享。即数据在监管层、行业协会以及消费者之间或者内部的共享,数据共享是金融统合监管的基础。数据保护或本地化规则可能成为有效信息共享的障碍,并导致金融机构中信息的低效、并成为“孤岛”。因此,必须打通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特别是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为建立第二个征信中心,实现数据共享和减少信用体系提供可能。2017年6月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牵头、芝麻信用以及腾讯征信等申请首批个人征信试点机构,与百度、网易等行业相关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的个人征信机构——“信联”,就是在数据共享方面的努力。但是信联如何定位,如何与央行征信中心加以区别,如何开展市场化的征信活动,如何真正实现数据共享等,均有待我们持续的探索。

第三,数据分析与决策。金融市场的发展日益依赖于数据,数据分析对于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而言愈益重要,借助完善的数据集和有效的数据分析,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更好地针对实际风险做出信用评级,以更低的客户人均成本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那些充分掌握借款人相关数据的公司,其具备评价信用风险的能力并可以将金融服务拓展至更多的主体。 当然,监管机构需要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评估,并以此识别风险。比如监管者借助最新技术评估金融机构乃至具体个人的风险状况,资金流向、资金使用情况,为宏观决策提供直接信息。同时,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评估金融机构风险,提供即时准确的交易信息,使监管者根据风险情况进行正确的深度创新或退市维稳决策。

第四,监督执行。科技监管不仅是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还包括用科技手段让被监管者实时接受监管者的监督,必要时乃至退出市场、受到处罚。科技驱动型监管是利用科技手段实现前瞻性的金融监管,需要密切而持续地监控金融机构,及时发现风险,并在必要时抑制过度投机和刺破资产泡沫。为了达到前瞻性的效果,监管者势必要采取积极的监管手段获取金融机构的数据,通过数据实现对金融机构的监督,进而做出相应的决策。

总之,在金融科技时代,数据与信息是监管的核心。金融监管愈益受数据驱动,监管机构要求数据的粒度更大,频率更高。评估大多数需要审慎监管规定所需的数据类型称为“风险数据”,这些数据通常需要满足明确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结构化之要求,最终使监管者能够理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所涉及的各主体行为,并识别最佳监管实践。数据亦有助于理解金融系统中的主体如何直接暴露风险或通过相似的外源性因素间接地互相暴露风险,甚至通过与同一机构关联的金融工具而直接暴露于风险之下。此外,借助收集的数据也可以分析金融机构回应监管的程度,以及这些反馈如何在金融市场中传递。 数据的重要性决定了必须借助合法且有效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收集和深度挖掘,以促有效监管。

金融监管与日益增多的数据报告要求,可能制约传统金融机构的运营和重大创新,因此,重置、简化或进行自动化的监管将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监管机构应树立科技治理的思维。从金融监管改革的全局出发,科技治理对于监管规定和合规的落实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对于提升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合规水平、防范风险起到积极的作用。快速发展的金融科技亟需监管科技的同步变革。因此,对于我国而言,当前可以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建立全面完善的数据收集系统。科技驱动型监管要求监管机构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的持续运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对风险及金融机构运营能力的精准评估。人工智能、自我学习程序将应用于数据搜集和处理;密码程序和所谓的应用程序界面(API)服务于不同用户圈子和群体数据的安全交换和后续处理。数据挖掘(data mining)技术也具有重要意义,其用于分析大容量数据包中的模板属性和相互依赖性的算法,处理完全非结构化数据,例如电子邮件或者语言数据。

另外,监管者通过鼓励采用统一的定义及数据分类,可以促进数据收集和分享,从而提高数据分析的质量。数据格式的标准化有助于不同数据库之间的整合,亦会便利数据的风向,并且有助于解决监管分割所带来的协调问题。 区块链具有多中心化、增加信任、数据不可更改等特点,不仅可以实现更广泛的信息收集,更精准的数据评估,而且可以杜绝交易各方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比如,在支付结算领域,监管机构的核心目标是完善数据收集和数据评估能力,区块链技术的逐步应用将使得每一笔系统内交易都将被记录且难以被篡改,从而改变传统监管机制中依托各方自身进行信息披露并借助于监管机构进行审核信息的模式,也将改变金融机构在用户自身信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汇报的基础上进行审核的模式,大大降低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实现精准收集信息的目标。

其二,构建大数据分析和风险预警机制。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有益于提前发现预防金融风险的发生,也可实现同步监管跟踪,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依据。 监管机构对于区块链系统收集的结算信息需要进行评估,并以此识别风险。区块链下的结算体系是全方位的数据库,结合金融机构的既有交易信息,通过云计算进行数据分析,可以较好地实现对特定机构的风险水平等核心信息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依据既有的监管规则和监管经验,为金融机构风险预警线等,一旦金融机构风险可能触及风险预警线,或者虽然金融机构尚未触及风险预警线,但有其他迹象表明其可能面临风险的,则监管机构可以提前介入监管、采取相应的措施。

其三,完善配套保障措施。监管机构应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的技术基础设施监管,对金融机构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信息系统定级备案和等级测试,要求金融机构建立防火墙、入侵检测、数据加密以及灾难恢复等网络安全设施和管理制度,完善技术风险规制制度,采取技术手段和管理制度保障信息系统安全稳健运行,并定期检查监督。同时,监管机构应关注金融机构其他技术相关风险,如数据信息真实性验证、第三方签名、电子认证;鼓励行业自律组织建立和完善行业内信息数据和技术共享机制,建立技术监督管理机制,推动行业技术及其管理制度的创新。由于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收集的信息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秘密,建立严格规范的数据使用机制、加密机制和脱敏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科技驱动型监管的三条路径

1.分布式的平等监管机制

传统的监管理论要求,通过法规强制市场主体向监管者和社会公众进行披露,以有效地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但强制信息披露义务通常会引发被监管主体提供假数据或者不主动提供的问题。“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体系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对立起来,被监管者有逃避监管的强烈激励,往往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在依据科技治理理念所构建的科技驱动型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可以借助科技手段及时有效地获得数据,监管由被动变为主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处于平等获取信息的地位,双方将构建平等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数据共享形成一个有机的交互系统。其中,信息披露的主体更加多元,不仅包括金融机构、信用平台,还包括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等。因此,监管模式将由监管方单一治理转为相关利益相关方共同治理,监管扁平化结构将取代过去层级制的监管。在科技治理模式下构建新型的关系,监管者、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消费者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从而可以进行开放式的谈话,从监管者的视角了解监管的目标以及从公司的视角观察监管要求。另外,区块链带来的数据透明使得监管者能够获取监管对象的信息,在无须监管对象报告的前提下,对其实现监管。而且,直接信息获取可以避免监管对象针对监管者的要求而对其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2.智能化的动态监管机制

基于人工智能的监管系统可以依据监管规则即时、自动地对被监管者进行监管,避免由激励不足导致的监管不力等情况。金融监管日益变的复杂且相互冲突,采取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是难以避免的。 科技创新让监管更加透明化与自动化,从而合规程序更加完善。通过Regtech建立的自动化报告程序使得金融机构合规工作量减少,而且自动化的监管流程将有利于更有效的风险识别和监管合规。利用有效的数据管理和市场监测手段,科技治理为适度的并以风险为基础的金融监管奠定了条件,比如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可以提供自动化的消费者保护、市场监测和审慎监管。 基于人工智能的监管系统可以依据监管规则即时、自动地对被监管者进行监管,避免由激励不足导致的监管不力等情况。此外,智能化动态监管的实现依赖于金融监管规则的代码化或者说让机器可识别,即通过代码来进行自动化监管(Regulate-Through-Code)区块链技术使得诸如代码、硬件和其他约束行为方式的“结构”作用的快速扩张,至少会重新定义法律和监管规则的设计、实施和执行。 去中心化技术(如区块链技术)可用于科技驱动型的金融监管。在这种模式下,监管者扮演者双重角色:制定法律法规;与技术专家合作,将法律法规内嵌于去中心化技术之中并获得全网认可,从而使法律法规的执行通过代码实现。

通过代码来实现自动化的监管建立在数据和协议基础上的解决方案,数据主要包括风险数据(Risk Data)、交易数据(Transaction Data)和流程数据(Process Data);协议简单说就是监管规定、监管政策和合规要求的数字化。数字化带来的主要好处是无需离线的人工干预,减少自由裁量带来的问题,同时可以建立统一的执行标准,在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两端都采取自动化的程序进行处理,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减少道德风险。监管机关可以提供机读形式的监管文件及其他文件,这明显让同步获取监管动态更加容易。立法者对现行规则的修改采用数据形式加以记录存储,这种数据形式可以被金融企业直接获取处理,反过来根据它可以自动修改其内部设置、自动更新规章制度和报告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撰写代码需要特定的专业技能,若不与去中心化技术生态系统中的专家合作,监管者将无法起草可以让机器识别的规则。只有法律的起草者和代码的撰写者之间高频合作并互相回应,才能最终产生严密且有价值的监管规则。另外,在监管者与金融科技行业合作的过程中难免要对目前监管的功能目标进行讨论,那么如何将这些目标内嵌于一个由代码支撑的体系并使其发挥同等功能将非常关键。

最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法律代码化的金融监管环境中,如何保证代码或其背后的算法可信是有效监管的前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预测分析,均涉及对大量且多样数据集的数据科学复杂应用。监管者与合规管理者越来越难以理解和审查日益复杂的模型,尤其是当这些工具被用于监管目的时(如内部风险评估模型和压力测试)。由于自动化的决策系统可能产生错误、不公平或者不公正的结果,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保证所构建的自动化系统是可信且可控的。但是约束自动化运行体系的信任机制和法律标准并未与技术的发展同步。目前,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和法院仅对人类决策行为有监管约束措施,因此有人认为现有的监管框架无法有效适用于计算机所产生的错误、不公平或者不公正情形。

3.试点性的监管沙箱机制

监管者不能完全依赖私有部门制定规则或合规。市场主体致力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且受制于自身情形仅依据有限的信息而行动。另外,他们不掌握囊括竞争对手行为在内的体系化信息,其也无法考虑(或者忽视)自身行为后果对整个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的影响。所以,合规程序和市场自我矫正并非最理想的。转向监管试验的方法,对于像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这样具有持续不断变化特征的领域是必要的。

FCA创造性发展出的有效测试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监管沙箱”制度,为支持Regtech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契机。监管者可以通过监管沙箱来构建促进创新和市场信心的新型监管框架。 监管沙箱是实现对Regtech进行预期管理的有效保障,预期治理是“引导未来技术走向理想社会成果”的过程。 预期治理允许监管机构采取多种投入,以管理新兴技术,而这种管理仍然是可能的,可预见、可参与和可集成的。 另外,监管沙箱有助于参与式规则制定,即允许监管者在制定规则、预测趋势、设想替代未来和促进改进结果方面采取多层次的信息以实现动态监管。

Regtech的沙箱实验可以使监管者了解新技术在测试环境中的运行,从而有助于解决“黑匣子”问题。监管者可以设置沙箱实验的激励机制以促进竞争。现金奖励可能并非最佳选择,而监管数据库的进入权限似乎更具吸引力。比如监管者可以允许监管科技创新主体利用其提供的数据测试反欺诈或操纵市场的算法模型。反洗钱交易监测也是监管沙箱测试的理想对象,监管者可以提供合理筛选或者匿名化处理的历史数据供大型金融机构或者监管科技创新主体来竞相构建更精确的交易检测系统。

具体来说,监管者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促进Regtech发展:

(1)对需要做出解释的问题快速回应,并对特定立法所期待金融机构实现的目标予以详细指引。

(2)接受Regtech合规方案的试错。监管者需要表明自己接纳Regtech合规方案的开放态度,并允许其再安全的环境中进行测试(FCA的监管沙箱)。

(3)使自己的监管措施与金融机构的Regtech合规方案相匹配。若金融机构使用Regtech合规方案与监管者互动和数据传递,那么监管者势必也需要投资发展自动化的系统,从而接收和处理所获取的相应数据。

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实施针对Regtech的监管沙箱,具体来说,试验和试点项目应该谨慎而有策略地进行,项目设计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或者不确定性最大,而投资者保护市场稳定或资本形式的潜在风险最高。这样,就可以检验假设,并进行改革,使政策制定者不仅能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获得市场数据和经验证据。在逐步试点、验证科技可靠性的基础上,逐步制定相关技术基础设施标准指引、风险预警、风险评估和风险规制措施,制定数据收集、数据使用、数据评估的方案,制定紧急情况下的预案措施等,完善相关监管。

需要注意的是,至少与传统的管理流程相比,创新、试验和测试可能会大大增加监管成本。那么,资源必须投入使用,不仅要提出立法和评论意见,而且要为试验创造条件,制定适当的保障措施,并审查制定和完善初步政策预感的结果。而且,即使在制定了周到的政策方法之后,也有必要定期更新和完善政策,以在市场实践或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改变。

此外,当发展和促进监管科技(Regtech)的不同努力产生积极的效果时,合作和协调努力必不可少。要使得监管科技合规方案获得预期结果,需要法律和计算机专家的密切合作。构建监管合规方案的技术专家首先要准确理解预期实现的结果,这就需要法律职业人士参与整个Regtech合规系统的构建流程,不仅检查系统的输出结果,而且检查每一个中间环节。技术专家需要法律专业人士及时阐明法律概念及其规则,必要时可以请求监管者来进行法律适用的解释。另外,对要形成一个目标明确整体化的降低监管压力的方案来说,Regtech解决方案提供者和需求者两方之间的数据格式标准方面的协调统一是绝对不够的。

另外,监管人员和监管机关代表也被强制参与到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中来。在开发Regtech解决方案过程中的政府机关的作用发挥延伸到提供识别法律障碍的相关监管技术,发布标准和指导,甚至可能到对Regtech应用和提供商的检测认证。

结 语

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原则是建立在监管技术相对固定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最优监管体系和原则。然而,近十年来,科技和金融的二元融合与渗透,加速推进了金融市场的颠覆式发展,导致审慎监管束缚手脚、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等也力不从心,即便所谓新监管模式:穿透式监管、实质性监管等也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实质性的监管模式和理论的突破重构 ,唯有科技驱动型监管(Regetech)才是构建新金融监管的模式和维度的正道,才能克服目前存在的监管失灵与过度监管、不监管与一刀切粗暴监管的问题,也同时解决政府监管能力建设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其中“创新监管方式”对新时期的政府提出了要求,构建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现代市场经济的频繁创新与演进的相适应的监管工具、监管方式以及监管理论,科技驱动型监管之提出与该理念不谋而合。

但是如何真正确立科技驱动型监管的独立法律地位?从而真正改变将牌照、准入、资本金、风险杠杆等审慎监管手段绝对化的做法,真正将监管科技维度与传统监管的手段和方式相互配合、实现有机统一;科技驱动型监管的内在机理、运行体系和程序规范;法律上如何构建科技驱动型监管的概念、模式、实施主体等的权责利?如何真正实现法律即代码、监管智能合约?如何实现金融领域之外 的医疗、食品安全、卫生、重大事故等领域的科技驱动型监管?等等内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发表相关成果。

人民创投专访|杨东:区块链+监管,即“法链”是未来监管的新方向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央行支付清算协会金融科技专委会副主任单位、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主任、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近日,人民创投对杨东教授进行了专访。

“益言议链” 高端系列专访是人民创投区块链频道推出的最新栏目,聚焦区块链应用创新,采访政府机构、科研单位和已取得扎实成果的大型企业与创业团队,从监管引导、行业剖析和技术落地等角度出发, 就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现实问题建言献策,推动区块链行业健康发展。

在接受人民创投专访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表示:“现在的比特币行业中,相关媒体里存在劣币,相关专家里也存在劣币。这个行业火了,大家以为能赚到钱,就摇身一变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出去讲课,自己却没有学术著作,也基本没发表过相关的文章。”

杨东认为,区块链本身比较复杂,难以理解,需要更多的宣传、教育、推广,但是行业中的伪专家、学者太多,让行业中出现了泥沙俱下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导致了,在区块链行业之前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误解,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行业泡沫和技术泡沫。

“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正本清源的时间点了。”杨东说,“至少应该成立一个区块链学会。目前国内已经成立了好几个区块链专业委员会,我自己也刚当选为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区块链专委会的常务委员。学者还是应该有一种使命感,真正为区块链技术和行业的发展出一份力,不能一切向‘钱’看。”

杨东认为,让区块链技术正本清源不能对其放任不管。他指出,P2P和股权众筹的监管经验为比特币的监管提供了一个教训和一个经验。教训是需要及时监管,不要等到出现像“e租宝”这样大的事件之后,再来进行监管。经验是相关的监管规章、办法应该适时、及时出台,来进行规范,给真正的创新铺就一条合法合规的通道,规定各种业态,对参与其中的人进行灵活但合理的保护。

杨东提出,需要通过监管科技(Regtech)进行更有效的监管,让区块链技术为监管所用。他强调,“以链治链”,通过区块链技术加强监管是区块链技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政府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变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我认为,基于区块链的规制系统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区块链+监管’,即‘法链(RegChain)’是未来监管的新方向。”

以下为人民创投对杨东教授的专访


人民创投·区块链:您理解的Token的含义是什么?


杨东: 我认为Token机制的背后还是众筹。通过众筹模式,实现一种点对点的链接,把消费者和生产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融为一体。Token的主体更加多元,在法律定性上,它实际代表了一种组织方式的升级或者叠加,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会产生更多无组织的组织,进行点对点的链接,会替代现在的公司式的组织形态。

而且,公司组织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衍生出新的组织形态来适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成熟之后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会催生生产关系的变化,包括Token、包括区块链技术,会带来一种生产关系的突破和发展。但是,这种替换持续的时间会很长,不会马上完成。

人民创投·区块链:您认为现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杨东:我将区块链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1.0是比特币,2.0是以太坊,3.0是区块链。到了3.0阶段,区块链技术才开始逐渐运用到金融、能源、电子存证、农业、医疗等各种可能的场景中。但是,现在3.0阶段还停留在初期。

我认为,比特币作为区块链的重要实验,其价格波动并非预示区块链的发展前景黯淡,与其它创新一样,在发展成熟之前,区块链必然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尤其是目前尚缺乏最优或者最好监管经验,社会无法预期的未来监管走向成为当前区块链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区块链技术向前发展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人民创投·区块链:应该如何对区块链行业进行合理监管?


杨东:这也是监管部门面临的挑战。如果说监管部门明白如何监管,那么就预示着监管部门知道区块链未来的发展态势。但社会对于区块链显然尚处于试验阶段,没有哪个企业或者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回答,这也是各国对于区块链监管的态度不同的重要原因。

但是,当创新型行业的未来发展不太明朗时,人们又往往会依赖监管的动向来判断行业未来的走势。如果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进行判断,未来区块链的创新步伐将会变得缓慢。事实上,应该厘清区块链与监管的关系,区块链未来如果要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那么适当的监管机制将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区块链整体的发展是利好消息。

当然,这种监管必须根据区块链的发展而不断调整,适应不同阶段的需求,在区块链尚未成熟之前,监管应着力服务于区块链的健康发展和风险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防范和预见,我一直建议借助监管科技(Regtech),我翻译为“技术驱动型监管”,从而进行主动的、动态的、分布式的、及时有效的监管,我们人大监管科技实验室也即将出版《全球监管科技研究报告》

人民创投·区块链:现在看,区块链是不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


杨东:我认为是。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区块链目前已经在很多应用场景中有了成功的案例。贵阳、青岛、娄底、杭州、江西赣州、深圳、重庆渝中区等地都开始对区块链产业基地进行建设。食品安全、能源、电子存证、数据保存、数据库,以及政府的监管等应用场景也都在尝试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果我们错过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一些应用场景进行改造的机会,特别是失去对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标准制定权,主导权,我们将会承担比区块链发展过程中出现劣币更大的风险。


杨东教授最新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成立,杨东教授受聘顾问并发表《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块链金融的新发展》的演讲

杨东教授当选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区块链专委会常务委员

杨东教授当选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发表区块链监管科技演讲

澎湃新闻链界观专访|杨东:区块链风口的策源地与思想高地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上)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下)

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杨东教授受邀参加娄底区块链研究和示范应用工作座谈会并为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揭牌

【新书推荐】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法链实验室主任杨东教授创作的新著《区块链+监管=法链(RegChain)》即将出版上市。本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性论述“区块链+监管”的专著,也是第一本将区块链与众筹理论、数字经济、数字文明相结合的著作。本书从区块链的历史、区块链+场景、区块链+风险等多个角度全面解析当前区块链行业,创新性地提出了“区块链+监管”,即“法链”(RegChain)的概念,系统性阐述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监管,并对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区块链+监管”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共分为层次递进的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区块链的历史谈起,对区块链技术进行系统介绍。第二部分阐述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要场景内的落地状况、现有案例。第三部分全面论述了区块链及其应用的风险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了当前金融监管方式和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区块链的规制系统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区块链+监管”,即“法链”是未来监管的新方向。第五部分讲述了未来如何监管区块链行业。

本书填补了我国监管领域区块链应用的理论空白,使得未来区块链投资者、区块链创业者以及区块链行业的监管者能够更加清晰、直观、全面地了解区块链行业与监管的关系,是把握未来区块链时代发展脉络及监管状况的一把钥匙。

【项目信息】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2018年招募正式开启!

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经济方兴未艾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科技与社会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引发了新一轮的科技创新、资本投入、产业进步的高潮

我国作为金融科技时代的“先发国家”,对于金融科技领域的人才有着海量且紧迫的需求


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即是在这样的背景运用而生。

2018年度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招募计划正式开启!金融科技的风口已然出现、数字文明的大幕正在拉开,我们邀请全球范围内的有理想、有责任、有才华的青年菁英们在此绽放你们的才华!

一、项目简介

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由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和监管科技实验室共同发起,基于国际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平台、商业合作共享平台、文化交流平台,重点培养学员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商业运营能力,培育和储备高端学术人才。旨在发掘并培养肩负社会责任,对金融、法律、科技和互联网等前沿和交叉领域具有学术研究、商业创新、组织管理等综合潜力的青年领袖与菁英。

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秉承着“青年即未来”的人才培养思维,专注于金融科技菁英的培养。已经覆盖人大、北大、清华、上交、复旦、中政、华政、西政等高校的优秀学子,国际布局延伸至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东京大学、一桥大学、墨尔本大学等,旨在打造全球顶尖的金融科技青年人才联盟

二、项目内容

1、项目优势

(1)高礼研究院拥有国内第一个金融科技(FINTECH)本科双学位,目前已运营多年,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具备超前的教学理念,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2)高礼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盒监管科技实验室等机构,集聚了高水平的金融科技师资,有利于下一步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3)搭建研究成果应用的平台,向以高瓴资本为主的国际优秀投资机构和企业输送高水平人才,致力于科技金融领域青年领袖的培养和共同成长。

2、What We Offer?

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贯彻“精准输入”与“优质输出”相匹配的培养逻辑主线。设置国内国际两大板块培养和训练班板块加入本期项目的学员,将获得:

(1)价值15,000元的课程培训和实践内容,优秀者可获得全额奖学金支持。全球荟将为本期学员提供国内和国外两大板块的培训和实践。

国内板块主要包含基础学术科研能力训练;基础商业运营能力训练;专项/综合技能训练;前沿热点系列讲座;名企参访与实践等。

国际板块主要包括国际名校交流访问、世界顶尖企业考察与实践、国际组织和监管机构调研、游学研究报告撰写。


阶段

项目

内容

专项训练阶段

学术专项训练

开展法学研究方法、文献研读方法、案例分析方法、学术规范要求、文献检索等培训。

系列学术讲座/沙龙:

开展以金融、法学、计算机、新闻、管理、经济学等跨学科的前沿和社会热点等为主题的专项讲座。 培养适应数字文明时代跨学科的综合人才培养。

技能专项训练

专项阅读计划:阅读课题相关主题学术论文与专著,撰写读书笔记。

演讲汇报能力:进行报告撰写、PPT制作和演讲汇报,在团队内部针对近期学习成果进行发言。

专业外语能力:通过翻译外文文献对专业外语有所掌握

阶段

项目

内容

游学访问及

专题写作阶段

例:美国“金融科技发展”调研

针对金融科技发展情况,前往美国进行为期约两周的实地考察。考察期间将访问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与当地金融监管局等政府部门进行交流。游学访问结束后撰写课题总结,丰富课题报告。

例:澳大利亚 “金融业混业监管”实地考察

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为期约两周的实地考察。考察期间将访问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等知名大学。游学访问结束后撰写课题总结,丰富课题报告。

(2)游学机会:提供前往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我国台湾香港等地游学考察的机会。(具体游学内容见本期计划)

(3)导师计划:将为每一个学员配备对应方向的权威导师,对学员的课程培训和实践进行全方位、一对一的指导。

3、游学考察

1、2018年考察计划:中美澳日“环太平洋”金融科技数字行

本期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将组成考察团于2018年暑期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和日本三地(环太平洋考察计划),全面考察不同经济、法律、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对金融科技、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情况。预调研国际顶级高校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进行校际交流与合作。预调研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日本央行、日本金融厅等。

未来拟考察名校名单

(1)美国考察计划

近年来,美国在FinTech领域不断实现技术突破和创新,传统IT巨头、金融企业纷纷涉足其中,积极地开展开源项目孵化,并在金融服务、政府治理、保险、医疗健康、物联网等领域中广泛应用金融科技技术,对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将必然起到促进与借鉴作用。

预调研高校简介(部分)

(1)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耶鲁大学是美国东北部老牌名校联盟“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的成员,也是八所常春藤盟校中最重视本科教育的大学之一。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私立大学之一,耶鲁大学共走出了5位美国总统、19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6位亿万富翁等等。

(2)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剑桥市,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是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成员。其在文学、医学、法学、商学等多个领域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3)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帕罗奥多市境内,临近世界著名高科技园区硅谷,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 。斯坦福大学为硅谷(Silicon Valley)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培养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

预调研机构简介(部分)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World Bank)是为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提供贷款的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机构。它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组成机构之一,同时也是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的成员,其官方目标为消除贫困。根据其有关协定规定,其所有决定都必须旨在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以及为资本投资提供便利。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美联储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核心管理机构,其办公地点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Fed)负责履行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1907年银行危机而设置。



(2)澳洲考察计划

澳洲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沃土,近年来在该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澳洲金融科技行在众多领域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优势,包括区块链和分布式分类帐应用程序、建立在高度成熟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基础上的贷款和信贷制度、支付系统和移动应用程序、网络安全、投资和财富管理,以及保险和监管科技等。2016年澳大利亚的Fintech领域产生6.56亿美元投资,领先全球市场,澳大利亚正在成为Fintech蓬勃发展的热土。

预调研高校简介(部分):


悉尼大学

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始建于1850年,是坐落于南半球金融、贸易与旅游中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的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悉尼大学是全澳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是整个南半球首屈一指的学术殿堂和全球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悉尼大学历史上培养了一系列的重要人物,其毕业生一直牢牢掌控着澳大利亚政治与经济命脉。悉尼大学也因此一直稳坐澳洲拥有最多亿万富翁毕业生的大学。

预调研机构简介(部分):

澳洲储备银行

澳洲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缩写作 RBA)是澳大利亚联邦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发钞机构,继承了澳洲联邦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功能。总部目前设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悉尼的马丁广场。澳洲储备银具有为澳大利亚政府服务的职责,同时也为其他中央银行和官方机构提供服务。

(3)日本考察计划

日本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重要参与国,在数字货币等领域拥有巨大优势,依托其本国先进的金融体系与科技实力,成为亚洲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的风向标之一,对日本金融科技发展的考察,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把握自身发展方向。

预调研机构简介(部分):

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在日本经常被简称为日银。日本银行本店,位于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日本银行的代表者是该行的总裁。现任总裁为2013年3月20日上任的黑田东彦。

日本金融厅

金融厅(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是日本内阁府的外局,负责监督与管理日本的金融事务、制定金融政策,以维持金融稳定,确保存款人、被保险人、金融商品投资人的权益。依内阁府设置法规定,本厅最高政务官为金融担当大臣,并设置副大臣、大臣政务官,最高事务官为金融厅长官。

2、以往考察回顾

(1) 赴日考察

2017年1月受日本国立一桥大学,2018年2月受东京大学邀请赴日考察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立法、Fintech发展等前沿问题的情况。访问日本银行(央行)、金融厅、财务省、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日本金融科技实验室、东京大学、国立一桥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上智大学和著名金融科技企业Line、oney Forward、currencyport limited等。对日本Fintech立法动向、最新众筹发展情况、数字货币立法动向和区块链创新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受到日本NHK电视台专题报道

“日本微信”——Line总部

安德森·毛利·友常律师事务所

—中日加密数字货币实务交流

东京大学

与日本权威法学家道垣内宏人教授等交流

日本银行(央行)

日本金融厅新闻发布现场

考察团导师在首届数字货币亚洲论坛发言

NHK电视台,日本最大的电视广播机构,向全球同步英文播出Reining in Cryptocurrencies: Interview with Prof. Yang Dong

(2)赴英考察

考察团成员于2017年7月—8月受剑桥大学邀请赴英考察金融科技:访问英格兰银行(央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伦敦玛丽女王大学、Simmons & Simmons律所、Level 39等机构。

前往FCA考察英国沙盒监管

前往牛津大学计算机系考察量子计算机和形式加密技术

4、What’s More

优秀学员还可能获得:


1、至高荣誉–杰出高礼英才绽放大奖


杰出高礼英才可出席有机会与张磊先生、各企业领袖零距离对话。杰出高礼人才创业更有机会获得高礼创业基金及高瓴集团的资金支持。

【张磊先生】

张磊先生是高瓴资本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张磊先生现任美国耶鲁大学校董会董事,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西湖大学创校校董。2011年,张磊先生捐赠创立了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并担任高礼研究院创始人兼理事长。 此外,他还担任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董事、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以及香港金融科技督导小组成员。

2017年6月23日,张磊先生捐献3亿元人民币成立专项教育基金,致力于在科技赋能方向,发展跨领域创新型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未来青年领袖。

2、顶尖就业机会


获得国内外一流名企的简历直投,推荐实习工作等宝贵机会,与用人机构高管保持零距离交流,甚至有被高瓴集团及其投资企业优先录取的机会。

3、卓越青年社群


优秀学员可以申请加入中国骷髅会“高礼之鹰”俱乐部,享有全球卓越人脉资源,结交来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青年精英,打造自己的精英团体。

四、往届杰出学员代表

五、报名条件

1、具有充足的时间、良好的精力以及优秀的社交沟通能力

2、本科大三(包含)及以上的在校在读正式注册学生(含本、硕、博),专业不限,名额15名,Waiting List 5名

3、35岁以下,具有突出专业研究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的青年学者、在行业领域具有一定地位的青年企业家,名额:10名

4、社会著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往届高礼英才、高礼金融科技菁英青年全球荟成员推荐的人选

“找靠谱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提供国内国际顶级的学术、商业、教育、人才平台,欢迎优秀的你在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开启新的人生征程、事业通途!

六、报名方式

报名方式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填写申报信息同时请将报名材料发送至邮箱 fintechruc@163.com,报名截止日期为2018年5月31日。

准备材料

1.个人简历(附学习经历、联系方式等,请注明“高礼金融科技青年菁英全球荟”);

2.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材料

3.工作构想

联系人:马扬 18811410718

我们将根据申请者的前述材料进行初选,并另行通知通过初选的同学参加面试。

支持机构

高礼研究院

高礼研究院定位于“大学之上,荟萃菁英,绽放生命”,由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先生于201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捐建成立,并联合众多商界领袖和社会名流一起推动发展,现已成为蜚声全球著名大学和企业的顶端青年领袖和卓越人才培养平台。

2017年6月23日,张磊先生捐献3亿元人民币成立专项教育基金,致力于在科技赋能方向,发展跨领域创新型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未来青年领袖。

高礼研究院秉承“价值投资、多元融合、实践创新”的办学理念,与“杰出企业、杰出企业家、杰出创新创业者”这三座森林共同成长,坚持“重仓中国未来,All In 青年英才”。高礼研究院通过系列公益性学分、学位、非学位等多元创新教学项目,在“价值投资、运营管理、创新创业、学术科研”等领域,培养具有“伟大格局观、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精神和极致执行力”的时代杰出青年。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

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设在国家首批十大智库之一的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内,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未来法治研究院,联系人大法学院、信息学院、财政金融学院、商学院、高礼研究院、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等院系,汇聚了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监管科技等领域的青年学者。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打造支持行业发展的高层次、专业化的国家金融创新的智库,以及金融创新的“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

与监管科技实验室

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是中国首家专注于大数据、区块链、监管科技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政策法律研究和商业实践探索的非营利机构。实验室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领衔,汇集全球大数据、区块链监管科技权威专家,聚焦大数据与区块链的政策法规、发展规律、风险管控、业务规范、技术创新应用等核心问题及其在监管科技中的的前瞻性研究实践

实验室通过内部定期研讨,公开培训讲座、峰会论坛、丛书出版、行业评级、研究报告,“政产学研投”合作等多种形式为大数据区块链从业者、投资者和监管层提供实践经验和智力支持,打造大数据与区块链科研与应用第一公益服务平台,为行业健康发展探索创新路径,为监管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杨东教授受邀参加娄底区块链研究和示范应用工作座谈会并为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揭牌

2018年5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杨东教授受娄底市政府邀请,莅临娄底参加区块链研究和示范应用工作座谈会,并参加娄底区块链产业园揭牌仪式。

杨东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法学博士。是我国最早对区块链的应用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2015年在《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一书中提出了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更是在2017年出版了《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率先从法律角度对区块链的应用和实践进行了创新性的分析,为企业布局区块链战略提供了指导。此外,杨东教授创作的新著《区块链+监管=法链(RegChain)》也即将上市,书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区块链+监管”,即“法链”(RegChain)的概念,是中国第一本系统性论述“区块链+监管”的专著,也是第一本将区块链与众筹理论、数字经济、数字文明相结合的著作。杨东教授认为,基于区块链的规制系统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区块链+监管”,即“法链”是未来监管的新方向。

2018年5月15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杨东教授受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懿文邀请参加娄底市区块链研究和示范应用工作座谈会,发表区块链产业发展和监管沙盒主题发言。

杨东教授是我国最早接触互联网的法律学者之一,始终关注和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2015年出版学术专著《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创新性地提出了“WeFinance”(众筹金融)的概念,指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本质在于去中介化、打破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实现点对点金融服务。事实上,区块链的发展本质上也是众筹金融理论的延续和演变。为此,2017年杨东教授专门出版了一本论述区块链与金融的学术专著《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率先从法律角度对区块链的应用和实践进行了创新性的分析,为企业布局区块链战略提供指导。

▲图为杨东教授受邀参加娄底区块链研究和示范应用工作座谈会

▲图为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懿文主持召开娄底市区块链研究和示范应用工作座谈会

区块链是由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发展的网络技术,将在金融交易、公共信用、信息安全、供应链管理、智能制造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娄底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区块链的产业发展。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懿文在公开发言中多次表态支持区块链产业在娄底的发展。座谈会上,杨懿文市长指出,区块链是一个新生事物,要用开放的理念、国际化思维、创新的精神,理性研究,快速解决,使区块链在城市信用体系、政务服务以及城市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取得重点突破。

杨懿文市长认为,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重建娄底的信用体系,恢复城市信用、恢复企业信用,并进一步发掘它的更多价值。

▲图为杨东教授参加娄底区块链工作座谈会,并在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娄底区块链产业的发展

座谈会上,杨东教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讲解,包括区块链与金融的场景应用、区块链技术与监管的结合,区块链的数字记账体系以及区块链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优势、国内外的行业发展经验借鉴与启示、数字经济与数字文明等内容。

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的崛起加速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以蚂蚁金服、京东等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进入,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这充分证明众筹新思想在此领域的贡献。杨东教授认为,区块链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金融,金融和区块链不仅合适,而且是干柴烈火的关系,因为金融的痛点实在是太痛了,比如传统银行金融机构垄断等问题,而区块链正是这些痛苦的解药。

不仅如此,区块链还可以为政府在监管方面带来巨大变革。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区块链+监管=法链(RegChain)》当中,杨东教授创新性地提出了“法链”的概念,即“区块链+监管”,并且创造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RegChain”,即“Regulation+Chain”,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监管规制。区块链技术是政府进行金融监管创新、加强对金融犯罪和腐败打击的最好方法,有利于强化党的领导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图为杨东教授在座谈会上做区块链产业发展和监管沙盒主题发言

杨东教授强调,区块链技术可以成为我们政府的监管利器,推动我国金融和经济领域在国际上弯道超车。习总书记提出“数字经济”的理念,那么区块链技术就是通往数字经济的高速公路和通行证,借助区块链技术,政府管理能力将大幅提升,同时节约大量监管成本。政府可能会是这一轮区块链革命中最大的受益者。

在区块链监管落地场景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尝试,如贵阳、青岛等地。贵阳众筹金融交易所是对股权债权、资产、知识产权等权益的集中交易平台,是中国乃至全球第一家众筹金融交易所,运用的正是区块链技术。杨东教授认为,金融的未来是交易所,交易所的未来是金融交易所。而青岛设立的区块链产业研究院,一方面是研究院同时也是政府招商引资的平台,研究院通过提供智库咨询帮助项目落地,同时汇集行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科研机构、投资机构等资源,加强行业沟通和国际合作。

杨东教授表示,娄底要发展区块链技术,贵阳和青岛的部分经验值得借鉴。在响应国家“双创”号召的基础上,娄底可以考虑在区块链上进行初创企业的登记注册,包括金股链公司的链上股权交易等,都会是重要的金融创新。娄底地方不大,经济不算发达,这样反而包袱更小,在区块链领域抢占先机。未来雄安新区也可能利用区块链打造新的城市信用体系。

公民的个人隐私问题现在是社会敏感话题,牵动着公众的神经。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杨东教授认为,区块链技术的全民记账、公开透明、不可篡改的特点,将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时代,公民的隐私受到很大威胁,而区块链可以保证个人信息不被他人破坏,同时也可以对个人的敏感信息进行加密,包括公民和政府间的数据等。区块链是未来数字时代的通行证、基础设施和加密钥匙。数字空间将成为新的空间,如果我国率先通过区块链发现数字空间的新大陆,就能率先占领更多资源。

最后,杨东教授借用习总书记博鳌论坛引用的古语总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区块链必将在未来数字时代发挥重大作用,这将是各后发国家和城市弯道超车的好时机。而娄底具备了区块链发展的先机,相信娄底未来一定能成为区块链发展的典范。

下午活动

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揭牌仪式

同日下午,娄底市国家级区块链研究和应用示范区暨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在万宝新区揭牌成立,系湖南首个区块链产业园区。杨东教授和娄底市政协副主席苏旻等出席揭牌仪式。

▲图为杨东教授和娄底市政协副主席苏旻等出席揭牌仪式

▲图为杨东教授与娄底市政协副主席苏旻共同为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揭牌

▲图为杨东、苏旻一行考察娄底市区块链产业园

▲视频内容:杨东教授接受娄底当地媒体采访

揭牌仪式当天,杨东教授还接受了娄底当地媒体的采访。他说,借助区块链技术,政府能够更好地降低成本、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更好地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老百姓。娄底市委、市政府对区块链技术非常重视,走在全国地市级城市的前列。娄底区块链的第一步就应该解决信用体系的信用问题,通过区块链,让可信的数据能够流转起来,让娄底人和每一个娄底的企业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信用评价,解决长期以来我们信用体系不完备的问题,让娄底成为全中国第一个区块链信用城市。另外,娄底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很有特点,例如今天揭牌的孵化器创业园区(靠近高铁),是一个非常好的园区,娄底有很多传统的企业(挖矿、产煤等)要转型,要做一些创新性的项目,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这些科技驱动的新的项目,这些应该是我们重点扶持的,所以娄底应该转型做科技驱动的孵化项目。娄底作为四线城市,它的规模不会特别大,所以比起北上广甚至长沙、武汉,娄底反而有优势,能够变道超车,能够在区块链政务方面解决政府的一些痛点,率先实现成为全中国第一个区块链政务城市。


杨东教授最新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成立,杨东教授受聘顾问并发表《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块链金融的新发展》的演讲

澎湃新闻链界观专访|杨东:区块链风口的策源地与思想高地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上)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下)

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新书推荐】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法链实验室主任杨东教授创作的新著《区块链+监管=法链(RegChain)》即将出版上市。本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性论述“区块链+监管”的专著,也是第一本将区块链与众筹理论、数字经济、数字文明相结合的著作。本书从区块链的历史、区块链+场景、区块链+风险等多个角度全面解析当前区块链行业,创新性地提出了“区块链+监管”,即“法链”(RegChain)的概念,系统性阐述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监管,并对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区块链+监管”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共分为层次递进的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区块链的历史谈起,对区块链技术进行系统介绍。第二部分阐述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要场景内的落地状况、现有案例。第三部分全面论述了区块链及其应用的风险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了当前金融监管方式和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区块链的规制系统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区块链+监管”,即“法链”是未来监管的新方向。第五部分讲述了未来如何监管区块链行业。

本书填补了我国监管领域区块链应用的理论空白,使得未来区块链投资者、区块链创业者以及区块链行业的监管者能够更加清晰、直观、全面地了解区块链行业与监管的关系,是把握未来区块链时代发展脉络及监管状况的一把钥匙。

澎湃新闻链界观专访 | 杨东:区块链风口的策源地与思想高地

编者按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国务院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办公室专家。全国人大证券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立法专家。中国证券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


杨东教授是我国最早对区块链的应用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并在人民大学开设了国内第一个区块链相关的本科课程。他的《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和《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两本书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区块链相关书籍,新书《区块链+监管=法链(RegChain)》也即将出版,最早把区块链落地应用到贵阳等地方,为区块链的研究和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日,杨东教授接受了澎湃新闻链界观的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从国内第一个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区块链,到出版第一本研究区块链的书,杨东不仅制造了区块链的风口,也是一位在这个风口脚踏实地、潜心研究的学者。在他看来,任何一次重要的技术推广,一定是政府推动。因此,他一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和政府保持良性沟通,用专业主义推动政府的认知和决策。

区块链是一场思想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东做的是一场区块链的思想运动。这是推动人们认知的革命。同时,他和他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区块链的理论发源地和实践策源地。他也笑称,“很多人向他反馈,他们都是看了我的书之后,才开始关注区块链、研究区块链和践行区块链的”。


作为国内第一位被邀请到中南海讲金融科技与区块链的专家,杨东的很多建议,正在被国家采纳。他也应邀参与了国家众多的互联网金融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如给国务院提出的双创配套的“四众”模式,即“众创、众包、众扶和众筹”,尤其是众筹模式对双创工作影响深远,被业内人士称为“杨众筹”。目前,很多人认为区块链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成果。对此,杨东有不同的看法。尽管自己的《链金有法》(这是全球第一本关于区块链法律方面的书)一书腰封上的推荐语就是引用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的话:自蒸汽机、电和计算机发明以来,我们又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而区块链技术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他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说法,已经out了。杨东的最新研究成果都在即将出版的《区块链+监管=法链(RegChain)》一书中。在这本书里,杨东明确提出“数字文明”。在他看来,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文明革命中。它不是第四工业革命的递进逻辑,而是升级到一个新的维度。

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政治文明到生态文明。面对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杨东认为应该有一个更强有力的,与这个时代技术相向同行的数字文明,进而带领我们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


在这样一个时代风口,杨东依旧保持着高产出书的节奏,能以近乎独立自主的精神钟情于自己的研究,从众筹是人类社会第二个伟大的制度发明、众筹社会主义到区块链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区块链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基础技术,从众筹金融理论到数字文明概念,从WeFinance到RegChain等原创的英文单词,众筹是核心制度、区块链是基础技术、Token是共享权益,等等,不断产生独特的思想和新观点,也让我们看到杨东的作为法律学者的奇特一面,他在去年和今年成功当选为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这些都已不能简单用“意见领袖”来评价他。在他看来,借助深度的思考和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区块链,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

作为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杨东最得意的就是在人民大学选修课的课堂上,曾经的本科学生,已经成长为一些区块链公司的高管和投资大咖。“他们对区块链的启蒙认知,就是从我这里开始的。” 能培养出一个个区块链的人才,这是杨东最为得意的事。


没有扎实的研究,不去做基本知识的普及,我们的人才怎么出现?未来我们的竞争的思想土壤怎么形成?”对自己的使命,杨东一直在和时间赛跑。

区块链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区块链不光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思想。在杨东看来,它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国内最早研究众筹思想的专家,杨东认为,众筹思想就是区块链思想。有着“杨众筹”称号的他,一直在澄清一个观点。区块链技术并不是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在研究众筹的过程中,逐步让区块链更为独立的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正因为对众筹的研究,才逐渐发现并推出了区块链。区块链技术与众筹的思想和制度是完全一体的,高度融合的,应该说,今年区块链成为热点,也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乃至全社会的关注。而杨东,正是制造这样热点和风口的人。对他来说,是通过自己的研究,经过漫长的深度思考,一步步呈现出研究的成果,与此同时,制造了区块链的风口。但是,谁又能够知道这么多年坚持研究众筹和区块链的每一个日日夜夜的付出和不被理解的孤独、委屈呢?

金融和区块链是干柴烈火的关系


2017年两会期间,杨东受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的邀请,做了有关互联网金融和区块链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上,杨东的核心观点是区块链需要场景落地。而金融场景和金融产品最需要区块链。他用“干柴烈火”来形容。因为金融场景和金融市场痛点太多了,中介机构太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太严重。

从讲座之后的一年多,用杨东的话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证监会将正式放开股权众筹试点的工作,正式启动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国家不仅开始积极地去面对区块链可能带来的问题,更主动地去制定政策法规,使其健康发展。

在谈到目前关于区块链的论坛时,杨东总结说:现在区块链论坛太多,区块链大师太多。在他看来,需要有深度的、专业务实的政产学研合作的论坛,应该有场景应用的专家,风险防范的专家,政府监管的专家,真正办成一个政产学研的,包括有新闻媒体参与的大会。面对一些世界级的大会,他建议要主动走出国门,占领区块链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如何与政府实现有效沟通


作为一名学者,杨东总能通过自己的讲述,获得政府的认同,进而去落地一些项目,推动区块链的发展。在和政府合作的过程中,杨东认为,一定不能纯粹地讲理论,必须要和实践结合。与此同时,他还有两条经验。第一,要找开明的、有思想的领导进行对接。第二,越是偏远的地方,越容易成功。因为他没有包袱,打破原有结构比较简单。在杨东看来,学者最好不要去主导政府,而是学会在沟通中引导。


杨东一直在做理论研究。同时又是第一个把区块链落地地方政府的专家,2014年底他把区块链介绍推荐给时任贵阳市市委书记陈刚,贵阳成为中国最早落地区块链应用的地方政府。他这样的学术传播和知行合一的精神,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担当与使命,也正是这样的担当与使命,让他在背后更有一种果断的自律。

采访杨东是一件困难的事。一方面,他从不和你谈ABC的基本常识问题。他希望你采访之前提前做好预习。另一方面,他电话不断,几乎国内数得着的顶级区块链微信群,他都被邀请加入。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向他发出各种邀请,请教各种问题。他也会自嘲说:“我们都是好为人师,人家有问题,总是要耐心解答。”我们的采访约在他办公室,他每一次起身接电话,我们都会利用这短暂的时间,飞速地记录并回味着他刚才说的话。杨东的思维跳跃,还体现在他和他学生的相处中。他时常会对学生提及某一次课堂或者会议让大家记录的内容,然后让学生去找出来提供给我们,帮助我们更高效率地获得采访素材。在学生几乎忘却的情况下,他却能把要找的东西和当时的场景描述得非常清晰。

杨东谈话的感觉,他时刻让你感到,每每听到有深度的问题,他又非常任性地坐了下来,和你推心置腹地交谈。不仅如此,他的助手也会在旁边,根据他的提醒拿来各种资料和书籍,来帮助你理解杨东说的话。

有时候会恍惚觉得,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实践家,一个已经在战场拼杀多年的将士在给你讲述他在战术的思考和对战争的思考。

杨东的思维是有层级的,有时候会在二纬的世界里叙述和漫步,有时会到三维的世界里追溯和驰骋。一切,都源于他思考的太多,太深;实践的太多,太深。

这是属于杨东的治学方式和工作节奏。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后续内容!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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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杨东教授:如何保护和教育区块链投资者

编 者 按

杨东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央网信办中欧数字经济专家工作组成员;同时还是全国人大法工委、财经委《证券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专家组、课题组成员;最早去中南海讲授区块链的专家之一。

3月6日,杨东教授在三点钟区块链社群创始微信群,进行了关于“为什么当投资者保护与教育是当前区块链行业应用的首要工作“的分享,本文为精彩内容摘录:

杨东

谢谢大家!我的汇报题目是:为什么当投资者保护与教育是当前区块链应用行业的首要工作?

随着“3点钟区块链”微信社群走红,我们在社群中就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等问题展开了火热的讨论。微信群经过不断地分叉,衍生了无数个3点钟区块链讨论群,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其中。对于普及区块链知识起到了巨大作用,是一个经典的区块链国民教育的案例。群主和各位群友贡献巨大。

这几天,我和群主以及各位群友在线上线下交流的过程中,大家都认为一些个人投资者在并未清楚认识到风险的情况下,参与区块链应用以及数字货币的投资活动风险极大。急需要强调投资者风险提示和保护相关工作。

当前,两会正在召开,315即将到来,在肯定区块链产生巨大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其背后的风险,应当尽快开展风险的提示和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工作,下面是我分享的提纲:

一、为什么当投资者保护与教育是当前区块链行业应用的首要工作?

二、如何开展区块链行业发展的投资者保护工作?

三、如何加强区块链行业的投资者教育工作?

为什么说投资者保护与教育是当前区块链行业应用的首要工作?

1、当前存在较为严重的风险与乱象。
第一,与股市IPO相比,爱惜欧具有短线交易的风险,由于区块链行业特别是数字货币的价格波动较大,怀有强烈投机目的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在代币价值的最高点将其抛售来牟取利润,甚至不在乎项目本身的盈利情况,导致爱惜欧发行的代币价格严重偏离其项目的内在价值。

第二,还具有金融“脱媒”风险,与传统融资模式不同,爱惜欧能够使资金供给绕开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和证券发行体系,直接输送给资金需求方和融资者,完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导致金融交易脱离现有的监管。

第三,去年9月4日央行禁令后,爱惜欧的热度不减反增,部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出走海外,在境外注册并继续向境内用户提供虚拟货币的交易服务。而部分爱惜欧平台以所谓的“新技术”为噱头诱骗投资者,涉嫌“拉高出货”和“市场操纵”的欺诈行为。

甚至还有少数平台打着爱惜欧、虚拟货币的幌子涉嫌传销、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

对于部分原在境内的出走海外的爱惜欧项目,同样存在着项目不实乃至传销、欺诈等风险。

由于项目主体已迁移境外,投资者一旦遭受欺诈或其他犯罪侵害则将可能面临难以维权甚至无处维权的窘境,难以追回损失。

韭菜、投资者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金融业态的兴起,即在于其吸收了小微投融资者,并对金融资产做了小额化处理,将融资者和平台能提供的市场流动性,与投资者投资额度及所能承受的金融风险相匹配。因而能把传统金融极少能覆盖的小微初创企业、新兴行业和社会公众,都融入到金融交易之中。
然而,融资者负债和市场杠杆也随之增加。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金融业态在包装和销售小额化金融资产的同时,也将金融风险扩散到了广大小微投融资者之间。

以爱惜欧为例,若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不强,在不了解爱惜欧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在不安全的环境里盲目投资,那么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爱惜欧具有流动性高、变现能力强、融资流程简单等特点,当前基本未设定投资者门槛。

在爱惜欧纷纷出海的背景下,相关的交易主体、交易环节均在国外发生,政府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犯罪诈骗活动就此泛滥,反映出投资者权利失衡的现实性及权利保护的急迫性。

投资者是区块链应用于金融业态的重要基础,金融科技必然回归到投资者保护。

作为最早研究区块链和众筹融合的研究者之一,我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提出的众筹金融理论(Wefinance)成果成功应用于实践,并被贵阳市政府采纳成立了第一家注册金融交易所即贵阳众筹交易所,并协助举行了2万多人的世界众筹大会等。

我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之中,充分认识到投资者保护和教育对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区块链应用于金融业态也往往是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模式的重要应用。

我在2014年给互联网金融界定为: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支付清算、资金融通、风险防范和利用等金融功能,具有快速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和场外、混同、涉众等特征,并打破金融垄断,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创新型金融。进一步而言,我更乐意将这一新兴业态定义为众筹金融。

相对于“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更能体现出“互联网+金融”这一新业态场外、混业的内在特征和其草根、普惠的精神,众筹金融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体现。也正是因为此,我将“众筹金融”译作“We Finance”。

爱惜欧基于区块链等技术发行数字代币以向大众募集虚拟货币,可以将其视为区块链的众筹应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以币融资(币)

具有众筹性质的区块链相关金融业态服务于社会大众,也依赖于社会大众,应当切实维护欠富裕人群通过区块链相关金融业态获得金融福利的机会,因而也必须首要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一般的中小投资者。

从金融法原理而言。金融风险的主要问题,在投融资两端,都从较为抽象的、金融资产价格形成过程中投融资风险与收益的不确定关联,具体化为投资者风险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的匹配程度。

因而,实现投资者风险吸收能力与金融资产风险的匹配,也成为金融法风险规制的主要逻辑。

如何保护区块链行业和数字货币的投资者?

1、首先应当控制源头,从资产端抓起,制定相关标准。

在我们校友高瓴资本的张磊支持下成立的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正在联合相关机构进行区块链相关项目、资产、生态的评级工作。
我们将依据项目(战略定位、项目必要性)、团队(技术团队、运营团队、投资人、顾问)、履约能力(白皮书规划节点履约情况、代码更新质量)、市场(交易所支持、价值稳定性)、风险、热度等对区块链相关业态提供的资产端进行评级。

2、投资者进入市场应该有一定的门槛。

我国可将投资者分为非成熟投资者和成熟投资者,可建立以年收入或净资产为基础,以投资损益记录为附加的复合分类标准。
事实上,美国《乔布斯法案》也规定,如果个人投资者的年收入或其净资产少于10万美元,则投资限额为2000美元或者年收入或净资产5%中孰高者。若投资者年收入或净资产中某项达到或超过10万美元,则投资限额为该年收入或净资产的10%。
英国《众筹监管规则》也规定,非成熟投资者是指投资2个以下众筹项目的投资人,其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 不含常住房产、养老保险金)的10%,成熟投资者不受此限。

3、如何加强普通投资者教育工作?

普通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普遍需要提高。金融行业具有专业性和风险性,但大部分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非金融专业人士,缺乏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

针对区块链金融业态,还需要教育普通民众关于区块链及其法律风险、风险防范等基本常识。尤其是教育相关自我保护措施、争议解决措施。

投资者教育能够提高投资者的金融认知与风险识别能力。但教育是很难的,除了传统知识灌输的教育模式,大数据技术在投资者教育方面亦大有可为,把投资能力可视化,显性地呈现给C端客户。

通过对自身投资特征的了解,认识到自己有盲目频繁交易换手的错误进而遭致财产损失,投资者才能真正使其反思,改变错误的投资观念,最终达到教育投资者的目的。

4、加强专业投资者教育

专业投资者在传统金融领域有着充分的经验和能力,但并不一定理解区块链模式下的金融业态,特别是各类境外的复杂的数字货币,风险极大,即使是专业投资者也会不理性,也需要加强他们的更加复杂科技金融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训练。对于希望进入金融市场的区块链专业人士则应加强金融方面的教育。

5、发动社会广泛参与

投资者教育作为一项普惠全社会的活动,其实施主体包括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及其他组织,甚至广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一个完善的投资者教育环境还需要包括教育机构、新闻媒体等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参与。

我们人民大学与新华网等权威机构每年315举行金融消费者保护高峰论坛,迄今已经举办四次,马上今年3月15日举行第五届,并且成立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教育基金,配合政府开展相关工作,也是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教育方面的一个实践案例。

其他问题:

Q:另外有些token是类似积分功能使用,只是有加密和交易功能,并不用来爱惜欧,这个会放开监管吗?

A:这个类似产品众筹,法律合规性相对容易。

Q:现在我国是否能借鉴日本通过行业协会的模式(开展爱惜欧)?

A:您的问题可以参考以下文章:杨东等:爱惜欧本质及监管机制变革 |《证券法苑》

另外日本韩国都是先通过行业协会的自律规范开展相关工作,然后日本在2016年立法,承认了比特币的支付功能和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合法地位,目前韩国还是行业自律,也紧跟日本开展了相关的立法工作。

谢谢大家!

*以上分享内容来自三点钟创始区块链群,内容版权所有归杨东教授。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成立,杨东教授受聘顾问并发表《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块链金融的新发展》的演讲

杨东: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出海新形势下的几点监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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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杨东教授当选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区块链专委会常务委员

背景介绍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区块链前沿研讨会暨区块链专委会成立会议于2018427日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召开。包括首批区块链专委委员在内的150余位区块链领域专家学者及产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区块链专委会成立大会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杨东教授当选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常务委员,为专委会唯一的社会科学背景的学术界常务委员。


中国计算机学会

英文名: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缩写:CCF

中国计算机学会成立于1962年,属全国一级学会,独立社团法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员。

中国计算机学会是中国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学术团体,宗旨是为本领域专业人士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提供服务;推动学术进步和技术成果的应用;进行学术评价,引领学术方向;对在学术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个人和单位给予认可和表彰。

学会下设11个工作委员会,有分布在不同计算机学术领域的专业委员会32个。

学会编辑出版的刊物有《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学术性月刊),与其他单位合作编辑出版的会刊有13种。学会与IEEE-计算机学会、ACM等国际学术组织有密切的联系或合作。


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十一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组建区块链专业委员会,旨在团结、联合、组织区块链领域的专业人士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提高我国区块链领域的科研、教学及人才培养水平,促进区块链研究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提升我国在国际区块链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区块链前沿研讨会暨区块链专委会成立会议于2018年4月27日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召开。包括首批区块链专委委员在内的150余位区块链领域专家学者及产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由CCF副秘书长唐卫清研究员主持。会议邀请了挪威科学院院士、IEEE区块链研究协同主席容淳铭教授作了题为“IEEE Blockchain:Building Trust Together”的报告;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理事长、世纪互联董事长陈升先生作了题为“公链之道”的报告;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复旦大学教授斯雪明作了题为“区块链安全问题研究”的报告。唐卫清代表CCF给三位特邀讲者颁发了感谢证书。

容淳铭教授在报告

唐卫清为陈升颁发感谢证书

唐卫清为斯雪明颁发感谢证书

CCF秘书长杜子德在会上讲话,他向与会人员介绍了CCF,指出CCF是一个真正由会员治理的开放的学会,为计算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顺应区块链领域的发展需要,CCF常务理事会通过了直接成立区块链专委会的动议,希望专委会可以组成一支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积极开展专业活动,为我国区块链产业的发展做出努力。

杜子德讲话

CCF专委工委主任、清华大学教授胡事民主持了专委会选举。当天到场的77位委员成为该专委首批委员。依据《CCF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条例》,经过多轮激烈的不记名投票,最终选举出首届专委会领导机构,包括主任1名、副主任4名、秘书长1名和常务委员19名(含正副主任及秘书长,名单下附),即日起上任。选举过程异常激烈,特别是在常务委员的选举共经历了5轮投票才确定了最终人选。鉴于区块链技术与工业界的紧密联系,本次在副主任和常委选举时,均特别增加了企业界的比例。至此,CCF区块链专委会正式成立。

胡事民主持选举

新当选的全体常务委员分别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讲,表示他们将竭力为区块链专委的发展做出努力。胡事民代表CCF对选出的专委负责人表示祝贺。最后,在主任斯雪明的召集下,常委会召开了简短的工作会议,对专委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分工。

会议合影

杨东教授在发言中表示,作为我国最早对区块链的应用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为区块链的研究和普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且把区块链介绍到贵阳、青岛、青岛、赣州等地方政府,为区块链场景的应用与发展做出了贡献,2015年在《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一书中提出了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在2017年出版了《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率先从法律角度对区块链的应用和实践进行了创新性的分析,为企业布局区块链战略提供了指导。即将出版《区块链+监管(RegChain)》,是中国第一本系统性论述“区块链+监管”的专著,也是第一本将区块链与众筹理论、数字经济、数字文明相结合的著作。该书从区块链的历史、区块链+场景、区块链+风险等多个角度全面解析当前区块链行业,创新性的提出了“区块链+监管”,即“法链”(RegChain)的概念,系统性阐述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监管,并对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区块链+监管”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

杨东教授发言

杨东教授发言

杨东教授也把区块链介绍到贵阳、青岛、青岛、赣州等地方政府,为区块链场景的应用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会议合影

杨东教授率领的区块链研究团队汇聚了各领域的资深专家及青年才俊,形成出国考察长效机制,了解各国最新动态、掌握一手资料,承办监管机构与互联网企业的相关课题,深入研究理论、实践动态,是一个高层次、专业化的智库。

杨东教授发言

杨东教授发言

今后将协助专委会搭建区块链深度交流合作的平台,组织开展各项学术会议;与国际、港澳台地区加强交流合作;提供合规建议与风险提示,推动区块链应用场景落地,构建“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挖掘、培育区块链领域高端储备人才;组织高峰论坛共同讨论区块链应用发展趋势,通过深入研究与考察形成报告,以期为监管机构、行业参与者、广大社会成员提供参考。

杨东教授发言

并进一步落实推动世界区块链行业协会、数字货币交易所联盟等;进一步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作用,推动区块链在教育领域的普及;继续推动区块链在贵阳市、青岛市、赣州等各个地方的落地发展;并继续接受国内外重要媒体采访,推动区块链的知识普及。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杨东教授当选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 发表区块链监管科技演讲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成立,杨东教授受聘顾问并发表《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块链金融的新发展》的演讲

杨东: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出海新形势下的几点监管建议

杨东 陈哲立:虚拟货币立法——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上)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下)

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日本央行考察: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数字货币支付安全|全球金融科技青年菁英俱乐部访日调研报告六

编者按

2018年2月6日,全球金融科技青年菁英俱乐部来到了日本银行进行参观访问,并与日本银行支付机构局Fintech中心主任河合祐子、日本银行国际局国际合作科策划西垣裕进行会谈。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陆续拜访了日本财务省、日本金融厅等政府部门,野村综合研究所等著名机构,并对“金融科技”、“虚拟货币”、“智能投顾”、“消费金融”、“现金贷”等领域进行调研。

2018年2月8号,日本シルクロードパートナーズ合同会社、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高礼研究院主办的数字货币亚洲论坛将在日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掌握数字货币前沿动态的专业人士,共同探讨数字货币交易和监管的最新动态。

本次会谈主要涉及法定数字货币以及日本银行支付机构局的四种业态,讨论了关于预付费式支付手段、资金移动业、虚拟货币交换业者、电子支付代理业的相关问题。

图为考察团在日本银行北门前与西垣裕的合影

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在日本经常被简称为日银。日本银行总部位于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现任总裁为黑田东彦。日本银行根据《日本银行法》执行以下职能:发行纸币现钞并对其进行管理;执行金融政策;作为政府银行的同时,担任“最后的贷款者”这一银行的银行的角色;执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与公共机关之间的国际业务关系(包括接入外汇市场);搜集金融资讯并对其进行研究。

图为日本银行外景图

图为日本银行外景图

图为日本银行俯视图

在访问过程中,访问团与日本银行支付机构局Fintech中心主任河合祐子围绕法定数字货币、预付费式支付手段、电子支付代理业、监管科技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图为考察团与河合祐子、西垣裕在内部会议中的合影


日本于2010年正式颁布了《资金结算法》(《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资金结算法》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通过法律形式正式确定了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服务器型预付手段的相关内容。第二,明确了银行以外的机构经营支付结算的相关细节和法律规定。第三,导入了作为调整银行间资金结算制度的资金清算制度。通过以上三大部分的主要内容,日本的《资金结算法》不仅将现有的预付卡等资金结算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扩充,并且适应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入了通过网络进行资金结算和非传统型银行进行资金结算的法律规定。2010年,日本资金结算法正式颁布施行。

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法定数字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数字化,支付环节也要实现数字化,央行才能更好地管控经济。在中国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十分普及,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账户在一定程度上是偏离既有银行账户系统的,银行无法管控。这是中国央行打算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一个原因。通过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掌握交易数据,可以控制社会经济。此外,目前很多国家也有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计划。而日本,现实交易中现金比重过大,导致交易成本高。此外,现有的数字支付体系属于私有的第三方支付体系,对公的数字支付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而发行法定数字法币可以更好的实现这个功能。


目前,日本银行主要从两个方面看待数字货币:


一方面,比较简单的是2c,目前并没有打算进行。子货币(电子货币)在民间很多,但像中国的支付宝、微信支付这样占主导地位的并没有。日本对现金还会有很大的需求,所以没有货币电子化的需求。但是日本银行从20年前就开始研究电子货币,这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不用现金会降低成本的理念。日本政府有实现KPI(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简称KPI)约40%的非现金率目标,但在这一点上,民间支付机构起主导性作用。现在日本的非现金率可能约20%,具体数据不确定,但这不仅仅是通过日本银行,而是通过民间的各种方式实现的。实现非现金率包括使用银行卡,储值卡,预付卡,J-coin等。其中,J-coin是由瑞穗金融集团发行的一种数字货币,旨在逐渐消除现金支付这一选项。


另一方面,关于2B领域,日本目前在研究如何用DLT(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分布式账本技术)技术来做银行间结算,跟ECB(欧洲央行)共同研究,发了一些论文。

此外,日本央行是否发行数字货币,存在几个重要的问题,目前也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日本并没有到即使存在这些问题,也仍然要发行数字货币的程度。中国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交易及数据收集,但日本并没有考虑要进行控制交易和数据收集。 他们觉得目前支付体系的安全性足够了,没有改变的必要。中日不同政策的原因在于环境不同。日本没有中国那么多的新型支付公司和支付方式涌现。而保证支付的安全是日本银行的责任,如果影响安全性,我们必然会采取行动。

第二,日本预付费式支付手段。预付卡按发行和兑现方式分为两大类:单用途预付卡(自家发行型)和多用途预付卡(第三者发行型)。由于两者使用流程的显著差别,法律对两者做出不同的规定。单用途预付卡是指仅能在发行者处使用的预付卡。多用途预付卡指可以在发行者以外的商品、服务等的提供者处使用的预付卡,消费者使用后,再由发行者和特约商户结算。针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预付卡,《资金结算法》对其进行监管的制度也做了不同规定。在日本,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是预付卡的一种形式,日本在法律上有相关的规定,预付卡要求要进行50%的托管,目前金融厅应该认为没有必要做更多的规制。


第三,电子支付代理业的性质。在日本,电子支付代理是一种支付手段,不论属于c2c还是b2b,只要不影响交易安全就没有问题。目前,日本现金交易对GDP的贡献比例在上升。因为c2c的支付主要是现金,是存款的交易,日本采取零利率政策,保留现金或者存入银行没有区别。现金的发行余额上升的理由在于c2c是现金增多还是存款增多无法知道。(这可能跟储蓄率有关,因此不能明确它与支付活跃的关联。)


日方认为没有必要掌控c2c支付数据。对于c2b或b2c,没有必要了解交易数据,也没有到非管不可的程度。日本未来的发展应该也是,2c会越来越依赖Fintech,这由技术公司来操做。英国、新加坡、阿布扎比等国家的中央银行出钱支持Fintech企业创业,如沙盒或加速器,而日本央行并没有这样做。

第四,日本Regtech的现状。日方一直致力于利用技术来提高行政的效率,只不过没叫Regtech。中国目前主要是利用新科技使各方都进入到能够管控的范围,从微观上进行监管。而日银与英格兰银行、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作用是相似的,但完全不负责监管,也不进行立法,这与其他中央银行是非常不同的。维护货币、支付和市场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日本央行和人民央行所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

日本ATM很多,运营成本高。J-coin的发行目的之一是削减成本。成本高的问题是民间银行自身的问题,日本央行不会以此为目的发行数字货币。但日本央行会协助政府来降低现金支付比例,如果因为实现非现金率目标有必要发行数字货币的话,我们就会考虑发行,目前一致认为没必要发行。瑞典的现金使用率最低,但他们并没有发行法定数字货币,靠民间的努力实现了低现金使用率,所以在降低现金使用率方面,起作用的不是日本银行,而是民间机构。


我们认为需要更多的国际协作,进行信息交换和讨论,这样才能解决Fintech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至于Coincheck事件,我们目前还在收集信息,对个人受损很大,但日本整体来看金额较小,不至于影响全局金融安全,所以我们没采取行动。虚拟货币还是有风险的,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强技术方面的安全研究。目前那些盲目投资虚拟货币的人有所回落,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好的。金融厅也是监管交易、交易所的安全,而非区块链的技术安全。


侧记

2018年2月6日,全球金融科技青年菁英俱乐部来到了日本银行进行参观访问,并与日本银行支付机构局Fintech中心主任河合祐子、日本银行国际局国际合作科策划西垣裕进行会谈。

图为考察团在日本银行北门前与西垣裕的合影

首先,考察团成员在多媒体放映室观看了日本银行的宣传片,详细了解了日本银行的概况。

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在日本经常被简称为日银。日本银行总部位于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现任总裁为黑田东彦。日本银行根据《日本银行法》执行以下职能:发行纸币现钞并对其进行管理;执行金融政策;作为政府银行的同时,担任“最后的贷款者”这一银行的银行的角色;执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与公共机关之间的国际业务关系(包括接入外汇市场);搜集金融资讯并对其进行研究。

图为日本银行外景图

接着,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了东京银行主楼建筑的概况。东京银行的兴建耗时五年,于1896年建成,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主楼由著名建筑学家辰野金吾设计,参考比利时中央银行,采用新巴洛克风格,由一个圆顶、一排圆柱、一系列窗户构成,与东京迎宾馆同为东京西洋式建筑建筑杰作,被评为日本的国家文化财产。

图为日本银行

俯瞰东京银行主楼,其呈现的形状正是日本的货币单位“円”。其实在设计建造时,货币单位仍是“圆”,后来才改成“円”。所以,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辰野金吾先生有意为之,也给了后人无尽的遐想。

辰野金吾的建筑作品以厚重坚固闻名,东京银行主楼亦是如此。在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中,主楼纹丝不动,仅在一场火灾中,圆顶受到一定损伤。

考察团同学访问日本银行时,其主楼在进行免震化施工,很遗憾不能入内参观。

图为日本银行向参观者赠送的纪念品

接下来,讲解员带领同学们参观了日本银行营业场所的各个窗口,使我们更近距离的了解日本银行内部的工作机制与流程。日本银行于1969年开始窗口业务,营业时间为9:00—15:00。开设初期,各窗口外会拥挤很多来办理各种业务的人。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很多业务可以通过系统操作,现在的营业大厅变得宽敞明亮、秩序井然。

图为日元纸币与硬币

日本银行有三个职能: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所以各窗口也按照这三个职能有所分工。右侧的窗口承担“银行的银行”职能,对在日本银行开设的金融账户进行结算,现在主要是通过日本银行金融网络系统(简称日银网)来完成。正面的窗口承担“政府的银行”职能,主要对政府的货币与国库金进行操作管理。左侧的窗口负责“发行银行”职能,主要对损伤货币进行兑换,并销毁不能继续使用的货币。

图为被粉碎后的纸币碎屑

最后,考察团成员参观了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博物馆。馆内陈列了日本各个时期的金币、银币、银行券、账本,甚至是钱袋,同学们从中了解了很多日本金融的历史。

图为货币博物馆外景

图为日本古时的金币“大判金”。大判金是指呈椭圆且面积较大的金币,面积较小的为“小判”。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博物馆中发现了日本战国时代北信浓(今长野县)大名真田氏的家纹“六道钱”。其中“六道”分别指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在日本民间,传说人死后进入地狱需要雇船度过冥河,渡资便是六文钱。真田氏以此为家纹,表现出其将士抱着必死的决心上战场的无畏与英勇。

在2016年,由堺雅人、草刈正雄主演的大河剧《真田丸》上映,使六道钱的故事流传更广。考察团的日剧迷们见到这一标志,也很是兴奋。这也从侧面看出货币博物馆展品之丰富、内容之详实。

图为博物馆展示窗中陈列的“六道钱”

为大河剧《真田丸》中的“六道钱”

图为博物馆中展示的大名真田昌幸的画像,在《真田丸》中由草刈正雄饰



侧记二

2018年2月6日午后,全球金融科技青年菁英俱乐部成员一行前往一桥大学,出了国立车站,铺设着通往一桥大学笔直的大道,因为其曾是美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初春时节,两旁更有樱花和红叶相配,美不胜收。

一桥大学拥有32万平方米的国立校区,绝大部分罗马风格的建筑与周围郁郁葱葱的自然环境和谐、完美的融合为一体,苍松翠柏间莺声雁传令人心旷神怡。午后,校园里布满阳光,俱乐部成员们一边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一边欣赏典雅古朴的校园建筑。而最为标志性的建筑当属兼松讲堂和图书馆。

图为一桥大学大门

图为杨老师为大家介绍母校一桥大学

图为兼松讲堂

兼松讲堂上方是一桥大学的校徽,设计来源于罗马神话故事,两个“C”代表“commercial college”,侧面也反映出一桥大学卓著的商科,中间是神的手杖,蛇的图像象征自由精神。

图为一桥大学校徽

图书馆共有六层,一楼配有讨论室,学生不必压抑声音而自由畅谈,并陈列白板供学生书写笔记,讨论室成为非常实用的图书馆设施。在二楼设置了藏书馆,有一部分书籍年代较早,甚至溯及唐朝时代,只有研究生以上学生方可进入。公共区域图书杂志不仅仅有日文、英文,也提供中文,研究生可借阅图书数量最多可至30本。

图为一桥大学图书馆

接下来,老师和同学们移步室内,与一桥大学的教授与学生进行了会谈。一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野寻之先生进行致辞,首先对来自中国七所高校的俱乐部成员表示了欢迎。一桥大学中国交流中心主任青木人志教授从校史入手,介绍了一桥大学独到的六大特点。其特点包括:1. 综合性大学;2. 规模小的大学,但留学生比例高;3. 课题研讨班形式,少人数精锐教育;4. 宁静的校园环境;5. 丰富活跃的社团组织,一桥节的活动(中国留学生学友会);6. 强大的毕业生组织,例如如水会(1914年成立)。随后,一桥大学法学研究科但见亮教授进行了“法治在中国:从日本的视角”的专题讲座,其对中国法理解之深、涉猎之广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图为法学院院长葛野寻之致欢迎辞

一桥大学还为俱乐部成员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各位老师和同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俱乐部成员与来自一桥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分别发表了感言,表示非常感谢各位教授的热情招待,青木教授谈到之所以自己从事一桥大学与中国交流相关事务,契机就是其与王云海教授是好朋友,所以也希望一桥的学生与来自中国高校的学生成为好朋友。

图为一桥大学为俱乐部成员准备的晚餐

图为俱乐部成员交流畅谈

不仅如此,中日相互提携,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亦十分重要,正如杨东教授所言,在数字经济方面中日携手并进,有望成为引领全世界的佼佼者。看来俱乐部成员致力于成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储备人才,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而愉快的一桥之行在觥筹交错与谈笑声中完美落幕。

接下来,全球金融科技青年菁英俱乐部考察团陆续拜访了日本金融厅、日本财务省、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央大学等,对法定数字货币、电子支付代理业、监管科技、虚拟货币等领域进行了调研。

整理与编辑:李亚琴 牛喜堃 于千淼 周璞玉 陈哲立 黄尹旭 徐嘉艺 柳欣玥 位梦

图为小组成员

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菁英俱乐部夏令营”选拔活动,面向全球高校招收:博士、硕士及高年级本科生(本科三、四年级)的“全球金融科技菁英培养计划”人选。该计划包含国外游学部分,将组织学生前往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游学考察。请有意愿的同学准备相关的材料,在5月20日之前将材料发送到fintechruc@163.com邮箱。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gvvaetJqJ14iKWd8MpoT5w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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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成立,杨东教授受聘顾问并发表《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块链金融的新发展》的演讲

杨东: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出海新形势下的几点监管建议

杨东 陈哲立:虚拟货币立法——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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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人民日报:区块链等新科技对法律的挑战纳入法学教育课程体系

编 者 按

5月2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第一次把区块链对法律的挑战写进报道中,这是区块链行业的重大突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表示,2017年9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了未来法治研究院,旨在紧扣全球与中国法治重大前沿问题,以跨学科创新团队与工作坊等为基础,系统开展前沿科技与法律的交叉研究,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发展对法律制度的挑战,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迭代升级。

以下内容转载自人民日报


一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开发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特色培养项目,产出立足重大现实问题的教学素材,搭建科研与教学的畅通转化平台,通过法学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的二元融合,深化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当前法学教育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法学教育回应前沿实践的能力不足;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未能实现双向融合;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够;法学专业教育缺乏多维支撑。”人大法学院院长王轶说。

  在对法学教育问诊把脉的基础上,人大法学院以课程体系改革为抓手,推动法学教育迭代升级,成立“未来法治研究院”,以跨学科创新团队与工作坊等为基础,系统开展前沿科技与法律的交叉研究,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发展对法律制度的挑战。实现法学研究与教学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融入中国元素,发出中国声音。

  “人大法学院设立知识产权学院、亚太法学院等跨学科人才培养平台,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建立43个法学实践教育基地。”人大法学院党委书记林嘉介绍。

  “扎根中国才能形成法治人才培养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王轶表示,新型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是对中国特色法学教育的理论探索与模式总结,既充分吸收了全球法学教育的先进理念,又立足国情总结中国法学教育的本土经验;既关注关乎人类命运和发展的重大前沿法治问题,又关注中国当下社会急需解决的和人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法治问题。

  在改革中,人大法学院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教育理念的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进头脑、进课堂、进教材。注重人格品德教育,融通通识教育与人格教育,建立课堂教学、职业体验为一体的教育体系,培育德法兼修的新型法治人才。

  通过不懈努力,人大法学院在法学教育领域取得丰硕成果。31位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学院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等50余所知名法学院建立学生交换项目。建立全球顶尖院际联盟——“日内瓦—哈佛—人大—悉尼”法学院联盟,成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反腐败学术联盟等机构成员。

  “对于人大法学院来讲,面向未来的世界一流法学学科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光荣事业,我们将不忘初心,不负重托,砥砺前行,致力开创法学教育更加美好的明天!”王轶说。

以下内容转载自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4月20日电(记者 卢俊宇)记者20日获悉,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探索实践的“一体多维 二元融合”新型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模式获评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这为我国探索优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满足新时代国家法治建设需要作出了新的尝试。

把脉问诊传统教育新挑战

全方位启动课程体系改革

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介绍,该院于2010年9月启动了“一体多维 二元融合”新型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于2012年7月完成。“一体多维”指以法学专业教育为主体,将法学专业教师、专业课堂和专业教学作为育人主阵地、主战场,通过通识教育与人格教育夯实基础、跨学科交叉学科培养拓展思维、国际交往能力提升开阔视野等多维度构建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二元融合”指通过搭建法学教育院内外融合的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建立健全法学教师与实务部门专家双向交流机制,以课程体系改革为抓手,以一揽子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为依托,实现法学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同频共振、法治人才培养的知行合一。

王轶表示,法学是应用学科,法学知识应源于实践、服务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但长期以来,传统法学知识相对比较注重借鉴域外经验、相对比较关注从概念体系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忽视了法学教育对法律实践的有效回应。另外,传统法学教育偏重课堂知识讲授,缺乏充分运用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教学环节,缺乏法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的机制与渠道,导致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脱节。

为此,人大法学院启动了课程体系改革,构建“讲授课”“练习课”“实践课”“研讨课”“技能课”五大课程板块;建设法律诊所、模拟法庭、跨学科与交叉学科、实务专家讲坛、海外杰出法学家等新型课程模块;开设创业法律实务、创业+互联网金融等系列课程;共建网络法学、互联网金融、企业并购、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大数据与司法舆情分析等跨学科、交叉型系列课程,实现教学内容推陈出新。修订再版经典教材,不断推出新学科、交叉融合型教材,形成“教材-资料-习题-案例-法规-电子资源库”立体化教材体系。

“四年里,每一门专业课和每一次竞赛实践,授业老师都是在各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以确保我们能接受最前沿、最专业的法学教育。每个学期都会有很多的专业竞赛,例如模拟法庭、学术论文大赛等,也鼓励老师们给予指导。在这些竞赛中,我们开始真正将各学科知识打通,将书本与应用打通。法学院用四年时间,带领一个对法学全然无知的少年,逐渐推开法学世界的大门,成长为一个内心充满爱与责任的法律人。”该院2014级本科生李皓告诉记者。

推动法学教育迭代升级

开展前沿科技与法律的交叉研究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新科技快速迭代升级,颠覆性技术创新不断涌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时代呼唤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法学学科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面临新的巨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告诉记者,2017年9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了未来法治研究院,旨在紧扣全球与中国法治重大前沿问题,以跨学科创新团队与工作坊等为基础,系统开展前沿科技与法律的交叉研究,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发展对法律制度的挑战,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迭代升级。

杨东同时表示,为了突破法学学科内部与外部学科壁垒,搭建了多个院内交叉融合平台。如设立未来法治研究院,知识产权学院、亚太法学院等多个跨学科人才培养平台;成立全国首家律师学院,启动未来律师养成计划;构建双向流动的师资体系,全面实施“双千计划”等。

据了解,截止目前,该院已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建立了43个法学实践教育基地,是国内唯一一所与最高法开展诉讼服务项目的高校。同时,与最高检等合作成立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成立食品安全研究中心。

据相关统计显示,已有近千名学子参与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项目,接待当事人13000余人次。法学院也有一批校友当选为全国模范法官、检察官、审判业务专家、检察业务专家。

打好人才培养攻坚战

高端国际性法治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在“一体多维 二元融合 新型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指导下,人大法学院在法学教育领域获得丰硕成果,高端国际性法治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据了解,该院有31位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总数居全国法学院校首位。民法学、中国宪法学等5门课程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

另外,该院发起了全球顶尖法学学术交流平台——“日内瓦-哈佛-人大-悉尼”法学院年度学术论坛;自2013年成为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发起的“反腐败学术计划”成员,是亚洲地区第一家进入该联盟的法学院。

同时,与联合国办公室等国际机构、哈佛大学等海外名校开展海外实习与交换项目,构建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平台。

2012级本科生徐烨琳曾参与了人大法学院与哈佛法学院合办的视频课程,目前已收到哈佛大学法学院LLM录取通知书。“连续两年代表学院参加国际模拟法庭比赛,既锻炼了我的法律思维,更为日后去美国的学习和在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徐烨琳说。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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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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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南方都市报:《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今起正式实施 我们的个人信息会更安全吗?

近年来,APP默认勾选协议、大量收集用户隐私权限、不当与第三方共享而导致信息外泄的现象,时有发生。互联网时代,作为被迫用部分隐私交换便利的用户,你该如何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当企业收集你信息时,需要如何告知及征得你同意?如果涉及到与第三方共享数据,又该向你做出怎样的确认?

上述问题在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均有详细的规定。这部国家标准适用于规范各类组织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且提出了明确的安全要求。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5月1日正式实施。

主要起草人何延哲告诉南都记者,规范在内容上仅用了不到100个条款,就将个人信息保护最有效的措施简洁明了地表达出来了,易于企业和用户理解吸收

有专家向南都记者表示,对用户而言,规范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共享和披露等具体告知细节作了规定。“如果用户连数据收集和使用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的话,那就很难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关注1:打破“一揽子”授权,实施功能区分

规范要求,个人信息控制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守包括选择同意、最少够用和公开透明等六大基本原则。

具体而言,企业不得过多收集与产品业务功能无关的用户个人信息类型和数量,且需明示和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方式、范围、规则等,同时征求用户授权同意,并接受外部监督。

南都记者注意到,规范首次对个人信息和个人敏感信息进行了区分。如果从信息本身可识别和关联到特定个人的,即为个人信息,如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通话记录等。而个人敏感信息是指一旦泄露、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极易导致个人名誉、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歧视性待遇等个人信息。

在规范的附录里,还特别举例说明了个人敏感信息的范畴。比如,指纹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性取向、未公开的违法犯罪记录、网页浏览记录和精准定位信息等。

规范要求,收集个人信息时应告知用户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需收集的用户个人信息类型及规则,并征得用户的授权同意。南都记者发现,互联网企业通常采用让用户同意隐私政策的方式达到这一合规要求。

然而,根据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的《1550家网站和APP的隐私政策透明度测评报告》显示,八成以上的平台隐私政策透明度低,且普遍存在文本晦涩冗长、暗藏格式条款等弊病。

对此,规范特别明确了企业应制定隐私政策,并在网站主页,用户安装APP页面等显著位置提供链接,其内容应清晰易懂,包括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以及目的所涵盖的各个业务功能等。如将个人信息用于推广商业广告,或用于形成直接用户画像及其用途,也有必要在隐私政策中提及。

与此同时,南都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用户并无完整阅读隐私政策的习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即便不同意平台的“霸王条款”也无济于事,一旦用户点击注册,即被默认同意收集个人信息。

如何破解“一揽子”授权的难题?规范提供了一项可借鉴的思路,当收集个人敏感信息时,平台应征得用户明示同意。所谓明示同意是指,用户在完全知情的基础上,自愿给出具体的、清晰明确的愿望表示,包括通过书面声明或主动做出肯定性动作,比如主动勾选、主动点击“同意”、“注册”、“发送”、“拨打”等。

具体表现为,规范建议首先区分核心功能和附加功能,如果收集的是核心业务功能所必需的个人敏感信息,平台应明确告知你拒绝提供或同意将带来的影响,并允许你作出自主选择。而涉及到附加功能所需收集的个人敏感信息,除需上述规定外,在你提出拒绝后,平台不应以此为理由暂停核心业务功能,并应保障相应的服务质量。

比如,如果使用一款社交类APP,聊天是核心功能,购物是附加功能。平台在收集因聊天功能所必需的个人敏感信息时,需要征得你明示同意,而如果你拒绝提供购物功能所需的信息,如银行卡等,那么仍可要求正常使用这款APP。

基于此,规范保障了用户充分行使选择同意的权利,尤其是对个人敏感信息的收集,用户有增强式同意的控制权利。

关注2:使用时超出所声称目的,需重新授权

当平台收集了个人信息后,在使用和处理环节中,又有哪些细节需要告知用户的?

根据规范要求,除目的所必需外,使用个人信息时应消除明确身份指向性,避免精确定位到特定个人。此外,使用个人信息时,不得超出与收集个人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合理关联的范围。因业务需要,确需超出上述范围使用个人信息的,应再次征得个人信息主体明示同意。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审查部技术总监何延哲告诉南都记者,规范对个人信息的使用限制进行规范,同时对因频繁授权对用户造成打扰与维护用户合法权益进行了平衡。比如,只在企业更改数据使用用途超出合理关联的,才需重新向用户申请授权。

南都记者注意到,规范特别备注说明,将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学术研究或得出社会、经济等现象总体状态的描述,也在合理关联范围之内,但对结果中所包含的个人信息应进行去标志化处理。

规范对各类组织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均有规定。

今年3月,Facebook爆出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起因源于剑桥分析公司在Facebook平台上推广的一款的个性分析测试软件。以“有偿心理研究”为名,这款应用收集了超过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包括住址、年龄、工作经历、人际关系网络,喜好等细节内容。

然而,这些数据却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又被剑桥分析公司转为商用。在这起数据外泄事件中,Facebook备受指责之处在于,将收集来的用户数据共享给第三方,但又无法限制和保证数据不被第三方滥用。

对于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来说,Facebook此次所曝出的数据丑闻随时可能发生,必须引以为戒。南都记者注意到,针对数据共享问题,规范指出,个人信息原则上不得共享、转让。个人信息控制者确需共享、转让时,应充分重视风险,并遵守相应的要求。

其中包括事先开展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向用户告知共享、转让个人信息的目的、数据接收方的类型,并事先征得用户的授权同意,帮助用户了解数据接收方对个人信息的保存、使用等情况,涉及个人敏感信息,还需告知用户涉及的信息类型、数据接收方的身份和数据安全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Facebook数据外泄事件中,扎克伯格的道歉声明中提到,当时没通知涉事用户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么,当企业发生安全事件如何告知用户?规范要求,应及时将事件相关情况,如内容和影响,所采取的处置措施等,告知受影响用户,并提供补救措施和自主防范和降低风险的建议。

关注3:“对账户注销进行了强调”

除了强调用户在上述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外,规范还指出,用户还享有访问、更正、删除、撤回同意、获取个人信息副本、注销账户的权利。

南都记者注意到,账户注销难是困扰不少用户的一个问题。近日,来自无锡的王先生就有这样的烦心事。

“为什么注销一个账号需要这么多要求?”王先生告诉南都记者,原先绑定苏宁易购账号的手机号码已弃用,因担心运营商收回转给下任用户,账号存在被别人登录的风险,而想要更换注册手机号又需提交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深感麻烦的他因此有了注销账号的想法。

然而,一名苏宁易购的客服人员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注销必须满足一年内无购物记录的要求才可申请。对此,王先生很是困惑:“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4月24日,南都记者尝试发现,注销苏宁账户需同时满足12项要求,包括三个月内无修改过绑定手机等操作,账户内无未完成订单,且所有订单完成达一年以上。而符合所有注销条件后,用户还需经过身份验证才能成功。

不久前,南都记者曾调查发现,用户注销难的问题普遍存在。记者实测20款常用APP,其中16款APP注销难,快手和抖音等4款APP暂时无法注销。值得一提的是,在报道发布后,抖音立即修改了用户协议,增加了用户注销的条款,当用户账户处于安全状态,账号内无任何资产和虚拟权益,无任何未处理完毕纠纷等,可提出注销申请。

针对用户关注的账户注销问题,何延哲告诉南都记者:“规范对账号注销进行了强调。”规范提及,通过注册账户提供服务的个人信息控制者,应向用户提供注销账户的方法,且该方法应简便易操作。同时要求,用户注销账户后,平台应删除其个人信息或做匿名化处理。

对于删除的界定,规范规定,“在实现日常业务功能所涉及的系统中去除个人信息的行为,使其保持不可被检索、访问的状态”。也就是说,根据规范要求,平台应充分保证用户注销的权利。


本文转载自南方都市报

采写:南都记者 李玲

新时代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治体系建设论坛——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通知

新时代中国金融市场

基础设施法治体系建设论坛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

2018年年会通知

一、会议背景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战略部署,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提出了新要求。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强调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为新时代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与法治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规划了发展道路,也为我国新时代证券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使命和任务。

我们认为,新时代金融、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要以党的十九大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顶层设计指引,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促进科技驱动的新金融、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运行的核心支撑,也是开展金融活动的主要渠道,亟需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监管,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主动应对科技创新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挑战,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

金融基础设施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金融稳定运行的基础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国家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先导性、战略性、全局性工程。在国务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重视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支付系统(PS)、中央证券存管(CSD)与证券结算系统(SSS)、中央对手方(CCP)、交易报告库(TR)、其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如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互联网金融平台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保障市场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需要看到,长期以来,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对金融基础设施及其制度建设关注不够、研究不够,没有构建起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形成制约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瓶颈。当然,从学术角度,除了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联合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中明确的五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外,还可以将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黄金交易所等交易场所,保险行业平台,金融科技机构等从广义上纳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范畴予以研究。另外,也可以延伸研究与此相关的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金融安全网等。

证券法学理论界、实务界汇聚了诸多具有金融、科技、法学背景的跨学科人才,一直致力于研究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也应当成为支持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智库,充分贯彻“政产学研用”的理念,担负起为金融、资本市场法治实践提供理论支持的时代使命。鉴于此,我们研究决定,以“新时代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治体系建设”为主题,于2018年6月28日(星期四)在北京召开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聚金融和证券立法、司法、政府、监管、清算托管交易支付机构、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于一堂,深入研究,充分探讨,为夯实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为证券法修改和金融资本市场法治体系完善贡献智慧。

二、会议名称

新时代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治体系建设论坛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

三、主办协办承办单位

主办: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

协办:北京市金融服务法学研究会等

承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

四、会议议题(供参考)

(一)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基础理论研究

(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律问题研究

(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与金融科技监管新趋势

(四)互联网时代证券监管问题研究

(五)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金融安全网与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五、参加人员

1、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机构理事代表;

2、受邀请的立法、司法、监管部门领导;

3、受邀请的金融、证券、期货实业界代表;

4、相关其他研究会的特邀专家;

5、提交论文并受到邀请的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

六、会议时间、地点、报到与费用

会议时间:2018年6月28日(星期四)全天

报到时间和地点

2018年6月27日13:00-23:00,北京友谊宾馆敬宾楼大堂;

6月28日7:30-8:30,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聚英厅门口。(北京友谊宾馆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四通桥西南角)

会议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

费用承担

(1)与会者参会的交通费、停车费、住宿费自理。

(2)理事与非理事代表均应缴纳会务费600元(来自政府机关、交易(场)所、协办单位、赞助单位、特定的杂志社和媒体等单位的特邀代表除外),于报到时现场缴纳,可刷公务卡。

七、会议住宿信息

会议住宿酒店为北京友谊宾馆。由于酒店房源紧张,请在回执中务必选择拟住宿酒店,并将参会回执于2018年6月1日前发给会务组的电子邮箱zqfmeeting2018@163.com,会务组将根据反馈信息进行预定。如未能及时反馈,届时将有可能安排至其他酒店,敬请谅解。

如您预定了酒店而未入住,您可能会被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金,请您谨慎预定。

八、大会论文提交事宜

根据预通知的要求,论文提交时间已经截止,会务组将论文进行遴选后,将在《证券法律评论》(2018年卷)上予以公开出版。会务组不再接受电子版论文提交。如您有论文需要与会议代表进行交流,请自行打印200份并带到会场,由会务组进行统一分发。

九、会务组联系方式

1、若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请联系本届大会会务工作人员:

2、会务联系电话:

联系人:

刘晶晶 13693399068

马 扬 18811410718

牛喜堃 13122261017

黄尹旭 18911412278

电子邮箱:zqfmeeting2018@163.com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18年5月3日

请将参会回执于2018年6月1日前发给会务组的电子邮箱zqfmeeting2018@163.com。

获取证券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参会回执请点击“阅读原文”查看附件。

杨东:虚拟货币市场监管取得初步成效

中国人民银行4月23日表示,全国摸排出的ICO平台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基本已实现无风险退出。

这也意味着,我国对虚拟货币市场的监管取得初步成效。早在2013年12月5日,人民银行等5部门即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强调比特币不是货币,仅为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能在货币市场流通,金融机构不得开展相关业务。

2017年比特币价格一路飙涨,最高曾突破2万美元,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参与其中。同时,以比特币和各类虚拟货币为媒介的非法金融活动蔓延,风险巨大。为此,2017年9月份央行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ICO并关停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根据监管政策,任何场景下各种场内外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或者媒介都不得进行人民币与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易,也不允许平台以中介形式撮合交易。严监管之下,全国摸排出的ICO平台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基本已实现无风险退出。

不过,随着“禁令”的升级,部分原在境内的ICO项目转战海外,一些比特币交易平台也以挂摘牌、点对点等方式继续在海外提供比特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场外交易”。由于这种方式目前不受监管,投资者一旦遭受欺诈或其他侵害将面临难以维权甚至无处维权的处境。

因此,有专家认为,监管层应当更深刻认识虚拟货币有跨境、跨领域流动的特点,提高监管规范的法律效力层级。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表示,有必要加强穿透式监管,针对符合“证券”特征的ICO项目,无论其对外如何表述,都依据证券的相关规定要求加以监管。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于有问题的境外ICO项目,无论其运营主体和主要负责人国籍如何,都将其主体和相关责任人列入黑名单,禁止或部分限制其今后在境内开展活动、从事相关金融业务。还可以开展跨境监管合作,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采取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ICO及虚拟货币的严监管并不表示对其背后区块链技术的否定。从长远来看,这将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展营造更加稳定的市场环境。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成立,杨东教授受聘顾问并发表《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块链金融的新发展》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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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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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杨东:互联网金融市场大整治,中央这次下了“狠招”| 社会科学报

解读


原文:《防范互联网资产管理风险》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杨东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5期2版

2018年3月28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文件《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整治办函[2018]29号文),专门针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整治工作进行验收、处置。此次文件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明确了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本质等。二是布置了违规互联网资产管理业务整治验收工作,规定依托互联网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的行为整治期限,以及互联网资产管理整治工作的验收流程及分类处置方式。


可以看出,“监管”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主旋律,对风险点的处置和资产泡沫的防控为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回顾互联网资管行业近年的发展历程,之前存在经营模式和经营方式混杂的问题。部分没有基金代销牌照的互金平台开展此类业务尚处于无牌经营的状态,并且会涉及一定程度的监管套利。与此同时,大部分互金平台并未明确声称打破刚兑,因而会通过平台自保或三方担保等方式进行隐性刚兑。这种隐藏的风险受到了监管者的重视。

此次整治对象及目的

互联网资产管理属于从事以资金为标的的金融资产管理,其本质属性决定了应当由具有金融许可证的资管机构运行当前,随着跨行业、跨机构、跨平台的各类层层嵌套的跨界金融产品涌现,各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我国资产管理市场获得野蛮增长的同时,其法律风险和隐患也在不断积累。

这次通知中提到对于网贷机构将互联网资产管理业务剥离、分立为不同实体的,应当将分立后的实体视为原网贷机构的组成部分,一并进行验收,承接互联网资产管理业务的实体未将存量业务压缩至零前,不得对相关网贷机构予以备案登记。同时还要求各地应加强拟备案的网贷机构的股东资质审核,对于存量违法违规业务为化解完成的互联网资产管理机构,不得对其实际控制人或股东投资设立的网贷机构予以备案登记。剥离互联网资管业务发放牌照,对于规范网贷机构互联网金融服务、管控和避免风险串联可以说是采取的一大有力举措。金融市场中的集资行为若是缺乏必要的监管和领导,往往容易放任资本市场中盲目跟风投资的行为,投资者的盲目性所造成的跟风效应也往往容易使得投资的人数与投资的规模都急剧膨胀,一旦风险发生便会产生恶果。因此,法律对该投资行为,在准入条件上都应当有严格的规定。互联网理财以互联网作为宣传渠道,其涉及的人数之广,数额之大往往极易使其触及法律禁止的“红线”。这次通知的下发,互联网资产管理业务属于特许经营业务,将互联网资产管理业务统一给具有金融牌照的机构,有效地防范化解了互联网资产管理领域的风险。

此次整治工作的难点

未持证机构的互联网资产管理业务仍然较多,要在2018年6月底前对未持证机构存量业务清零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这次文件也提供了一定缓冲的可能。个别从业机构情况特别复杂、却又必要适当延长整改时限的,应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相关部门负责后续整改监督及验收。此处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从业机构情况特别负责、却又必要适当延长整改时限的;二是应当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互联网资产管理产品多层嵌套,每层嵌套时都有可能加杠杆,以至于整个链条叠加后杠杆水平极高,造成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虚增,资金体内循环,融资成本提高;同时“通道”机构尽职调查能力不出于对投资人的保护,很多非标类金融资产都有合格投资人的要求,且不能对外公开宣传,这些限制性规定导致金融资产的线上交易存在合规性问题。另外,就是未取得金融许可证的资管机构从事以资金为标的的金融资产管理。也正是由于互联网资产管理产品结构的复杂,目前要实现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的监管,一方面,要从根源上解决金融风险的监管问题,特别是一行三会的金融风险监管职责,这亟需跨部门形成合力,统合治理,才能实现“金融安全”,风险治理取得成效。在监管措施上,应当采用监管科技(Regtech)理念,建立大数据共享机制,切实落实风控措施;另一方面,互联网理财平台也应当加强自身的风险防控意识,针对互联网理财中各项风险点,利用科技手段将风险控制措施前瞻性落实。

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

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是互联网资产管理业务整治中的核心原则。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许多缺乏金融常识的金融消费者无法正确认识金融产品,从而识别风险、做出判断,互联网金融监管措施必须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框架下进行,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基本原则。

此次互联网资产管理整治,明确了在各省开展整治工作时,要做好风险应对预案,避免形成连锁反应和交叉传染。对拟取缔对象要稳妥制定取缔方案,协调机构实际控制人做好兑付安排,对停止金融服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确保取缔工作平稳有序。各省整治办承担主体责任,协调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全面落实源头维稳措施,积极预防、全力化解、妥善处置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社会稳定。此外,笔者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不仅需进一步加强互联网资管平台的监管,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自律规范也必不可少。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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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于2018年3月15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国首家专注于大数据、区块链、监管科技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政策法律研究和商业实践探索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实验室由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教授领衔,汇集全球大数据、区块链、监管科技权威专家,聚焦大数据和区块链政策法规、发展规律、风险管控、业务规范、技术创新应用等核心问题及其在监管科技中的前瞻性研究实践。

实验室通过研究报告、丛书出版、行业培训、行业联盟、产学研合作等多种形式,为大数据区块链从业者、投资者和监管层提供实践经验和智力支持,打造大数据区块链科研与应用第一公益服务平台,为行业健康发展探索创新路径,为监管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赵磊:论比特币的法律属性 ——从HashFast管理人诉Marc Lowe案谈起

作者简介赵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经济发展、相关科学技术创新对货币形式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货币形式不是谁的主观选择,而是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下适应其所处时代交易方式的客观结果。货币形式的发展趋势是“脱实向虚”,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出现时大数据时代交易形式变革的必然结果。私人货币只在具有“货币认同”的群体内或者当事人之间,完全等同于法定货币,应当依照货币处理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当事人之间对其不存在“货币认同”,则可视其为一种无形资产,按照财产法规则处理。在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信息以及当事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前提下,比特币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属于私法上的自我责任范畴。

关键词 :比特币 属性 财产 货币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2月2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地方法院破产法庭作出判决,法官Dennis Montali在一个破产案件的处理中,认为比特币不是美元(“are not Dollars ”),而是一种无形的个人财产(“in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该案案情大致如下:2013年9月,Lowe因为商业合作关系,收到HashFast的3000个比特币,2014年5月,HashFast的破产管理人(Trustee Mark Kasolas )向法院起诉Lowe,认为双方的交易关系已不存在,要求其返还3000比特币。双方的争点是,比特币是货币还是财产?HashFast方面认为是财产,Lowe方认为是货币。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比特币是“货币”,那么Lowe方只需返还比特币的历史价值,也就是其转账日期的价值,约363,861美元。另一种选择是,如果比特币是“财产”,那么破产管理人将有权要求其返还3000个比特币,而不管在这个期间其市场的变化。按照比特币的市场兑换价格计算,2014年5月3000比特币的价格上升至1,344,705美元。

如果这些比特币被当作货币来对待,Lowe将不得不在转账当天以价值约36万美元的价格返还比特币。然而,如果比特币被认为是一种财产,那么Lowe将不得不向HashFast返还价值130万美元的3000比特币。对此,DennisMontali法官说:“如果只是为了使用破产法的欺诈性转移条款,法院不需要裁定比特币是货币还是大宗商品。尽管被告的观点相反,但比特币并不是美国的美元,这已经足够了。”

比特币自2009年产生以来就引发了较大争议,近年来随着其价格的大幅攀升以及交易异常活跃,不但被金融界广泛关注,更因其对既有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的冲击,受到了各国政府的极大重视。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文,禁止ICO(首次代币发行)以及虚拟货币交易。比特币的性质究竟为何?是货币还是财产?是“电子黄金“?抑或是一场有着精美包装的庞式骗局?本文拟从货币的本质入手,总结货币的发展规律,结合大数据时代背景,讨论比特币的法律属性及其规制路径。

二、比特币产生前的社会经济背景:货币的起源与演进 

(一)物物交换与货币的出现

观察货币发展史,可以发现其出现与演变规律是顺应商品交易需求的客观结果。人类社会的早期交易最初都是从以物易物开始,以物易物的形态是一物的所有者直接面对另一物的所有者,交易参与人之间的信息是基本对称的,交易的确定性非常明确。这类交易通常是偶发的、即时完成的,在交易的完成上很少出现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同步现象。也就是说,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只要当事人之间满足彼此需求即可,并不需要媒介即可完成交易。

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直接的物物交换越来越不能适应交易的需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项交易的达成必须满足两个“双重巧合”:一是需求的双重巧合;二是时间的双重巧合。交易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时恰好彼此需要对方所有的物品,交易才可能发生。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较小,只适合于物质较为匮乏的时代。如果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中介物,双重巧合困难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人们可以用其所有的物品去交换为该中介物,再用该物去市场上寻找自己需要的其他物品。这通常要求充当中介物的东西较为稀缺、不以伪造,可保存、不易灭失,可分割、便于携带。于是,一些具备上述特征的物品被作为交易中介物使用,这就是货币的最初雏形。因此,货币从物物交换演变而来是一个自然而然、自发的过程。

当然,货币是自物物交换演变而来的这一说法,也遭到了有些人的质疑。英国人类学家Caroline Humphrey认为:“没有人能举出纯粹而又简单的物物交换实例,更不用说货币是由物物交换产生的了。人类学历史对此没有任何记载。”

由于没有成熟的文字,人类早期文明缺乏精确的文献记载。物物交换以及货币起源同样如此,但不能因此而当然否定它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也来自于他的推理,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切的实证支持。不过,他的观点符合基本逻辑和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性。

如果说对物物交换便捷性的追求,产生了货币。那么,商人阶层的出现,是推动货币发展的主要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已使商品流通得到了足够的发展,以致商品流通达到了形成货币的地步,并且使货币在它的各种不同职能上得到了发展”。商人们不直接生产用于交换的物品,却充当了生产者之间彼此交换物品的中介并且从中牟利。他们起初使用一般等价物后来使用货币,从生产者处购买产品,再卖给需求者。这一较之原始的以物易物复杂得多交换过程的完成,要通过建立多个法律关系才能实现。

(二)信用是货币的本质 

这其中,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媒介,后来发展成为专门的货币,这既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也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可以在彼此互不相识的人们中间自由地流通,并因此而转移在其表面表明的一定数额的一般购买力的支配权。也就是说,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作为某种物品包括金银在内,成为货币的前提是被某一范围内的人们承认其具有流通功能的中介地位。

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关键性的前提就是要得到交易双方的认可。只有取得货币的一方相信自己可以凭借货币兑换想要得到的社会资源,货币才能被接受。所以货币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权利的承诺,承诺货币持有者可以支配相应数量的社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可以被看做载有对社会资源支配权的契约。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智能,从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由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再扩大化、普遍化、发展。因此,物物交换体现的是交易当事人的信用;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易媒介被部分人接受,代表着少数人的信用;法定货币作为被普遍接受为交易媒介,凝聚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府以及所有使用者的信用。这一演变是一个从个体信用到群体信用,再到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过程。

(三)货币形式的演进趋势——“脱实向虚”

从货币的发展阶段看,可划分为实物货币和非实物货币阶段。与此相对应的货币形式有实物(商品)货币、纸币、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

1.各类实物货币

最初充当交易中介物的货币形式非常简单,大多为当时人们在生活中的就地取材。古希腊、古罗马使用奴隶充当货币,古印度和部分非洲地区使用牛,还有中国的贝壳、墨西哥的可可豆、太平洋一些群岛的羽毛,等等。这类实物货币因其自身的自然属性,而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通常用于“即时交付”的交易中,延迟交付交易不太适合;二是仅仅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使用,不适合长途运输,超出该区域很难被接受为货币;三是不具有长期的财富贮藏功能,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自然属性很难长期保存,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货币”变化频繁,某一特定实物货币的地位极易被取代。

2.金属货币

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商品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交易量和交易范围急剧增长。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金银作为货币。这是因为金银的物理形态极为稳定、体积小、便于携带、便于分割,另外其稀缺性和漂亮的外观也深受人们喜爱,作为货币更易于达成社会共识。由于不同国家都认可金银的货币地位,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变得易于结算。这直接催生了19世纪初开始确立的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满足一定纯度的若干重量的黄金。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与黄金挂钩,可以直接兑换为一定数量的黄金,不同国家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

3.纸质货币

纸币的历史悠久,根据其与金银等贵金属货币的关系,可以大致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以金银为本的货币符号;可兑换一定数量黄金的货币形式;独立于黄金的信用债券。纸币的使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纸币突破了金属货币物质价值总量的限制,能够满足经济规模的扩大对货币的需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流通领域的障碍;其次,纸币体现了国家强制力的作用。纸币的使用使货币的供给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可以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供应量;最后,纸币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商品流通速度,提高了经济效益。

4.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实际上是传统货币的电子化,依托法定货币的银行账户而存在,通过账户之间的货币数字变动,完成交易的电子支付,如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借记卡、信用卡,预先储值以备使用的各种消费卡。电子货币并非独立的货币形式,而只是传统货币的“非现金”方式。电子货币是随着现代银行电子结算系统的建立而产生的,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支付结算体系。从本质上来讲,电子货币是一种货币形态的革命,是作为货币的物的形态的变革,而电子支付是支付方式的革命,是债务履行方式的革命。虽然不论是通过电子货币的支付,还是通过资金的电子支付,都能实现债务的清偿,但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有所不同。

纵观货币发展史,其演进规律清晰可见:经济发展、相关科学技术创新对货币形式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货币形式不是谁的主观选择,而是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下适应其所处时代交易方式的客观结果。

(四)数字货币的出现

自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出现以来,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被大大改变。人们不仅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也通过它从事消费、转账等涉及货币支付与结算的活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电子商务飞速发展,人们对便捷的支付与结算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早在20年前,两位美国学者就在《未来学家》杂志撰文说:随着因特网上的商业交易活动越来越繁忙,人们需要有一种适于网上交易的新型货币,它可以储存在电脑的硬盘里,也可以储存在“智能卡”里。它能够以数字信息的形式通过电脑网络进行传输,最终将取代现金和信用卡。这里所说的“新型货币”就是后来出现的数字货币。

何为数字货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第一,从形式上来说,数字货币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开发出来的,存在于虚拟空间不以物理介质为载体的非实物货币;第二,从本质上来说,数字货币是由严格的数学算法或者加密技术来保证其安全性、专有性的;第三,从效力范围来说虚拟货币是一种不受监管的数字货币,它由其开发者发行和控制,并在特定虚拟社区的成员中使用和接受。

数字货币的出现并非偶然和异想天开,是由于互联网时代交易方式的变革而催生的客观事物。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的交易场所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商业活动以“柜台经济”为主,相关各方是面对面地进行“线下”交易。大数据时代的很多交易活动是“平台经济”,电子商务就是人们通过互联网在电商平台上进行“线上”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现金交易和银行柜台交易无法适用于电子商务活动。这导致了支付方式的变化,从“线下”支付变成“线上”支付,从现金交易变成“电子货币”交易,从商业银行为媒介变成电子商务平台独立账户的支付,这就使得电子货币发展有着极为广阔的空间,也使得数字货币的出现成为必然。

三、比特币运行机制的法理分析  

  

(一)传统电子支付的弊端与比特币的出现  

数字货币的发展与密码学技术紧密关联,当有人考虑使用比特来表示可以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的基本挑战时,这并不令人惊讶。数字货币被人们接受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让人相信该“货币”是真实的,而并非伪造;二是如何让人相信该数字货币仅仅可以被使用一次(被称为“double-spend”问题);三是如何让人相信没有其他人对该数字货币主张所有权。

早期的数字货币因为需要一个中心化的类似于传统银行的运行体系,极易受到某个权威机构(如政府)控制,或者受到黑客攻击,数字货币并不能像传统货币一样独立运行。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互联网上的交易,都必须借助金融机构作为可资信赖的第三方来处理电子支付与结算问题。这种局面在比特币出现以后被打破了。

2008年10月31日,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作者是一个叫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人。在这篇文章中,中本聪针对既有电子支付存在的缺点,提出了一种新的电子支付方式——比特币。比特币是基于密码学原理而不是基于信用成立的,使得任何达成一致的参与者都能够用它直接进行支付,不需要任何第三方信用机构的介入。比特币的这一特性颠覆了包括电子货币在内的传统的支付体系,马上引起了对互联网新技术敏感人群的高度关注。

比特币网络系统自2009年开始运行,近年来其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到,不仅停留在虚拟空间,还被广泛应用到现实的商事交易当中。比特币自身的市场价格跌宕起伏,2017年12月地攀升到接近2万美元/一枚。除了比特币爱好者持有者特殊圈子内的交易以外,越来越多的不同国家的商家也开始接受比特币支付,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甚至推出了比特币期货。

(二)比特币的本质属性 

如前所述,信用是货币的本质,也是其可以成为交换媒介,具备支付、定价与贮藏等智能的根本原因。不同货币的信用表现形式不同,在货币的原始阶段,信用仅存在于承认某种特定物为货币的群体之间。当法定货币出现以后,货币不仅体现为发行机构的信用,更体现某一国(或地区)政府的信用。因为国家信用的背书,持有法定货币的任何人都不用担心该货币的正常使用问题。

去中心化的比特币是基于密码学原理运行而非一个具有信用保证功能的权威机构,在中心化的同时,也去信用化,它运行机制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设计,使得比特币平台上的所有交易信息大都被公开宣布(publicly announced),所有的交易信息都清楚可见,整个系统内的所有参与者都有唯一公认的历史。参与者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前提下,进行交易。信用机制存在的前提,是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道德风险。如果信息完全对称、相对人之间所有的行为可视且发生的行为不可篡改,那么就不需要信用机制的存在。

随着互联网由传递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信息互联网向传递价值、降低价值交换成本的价值互联网进化,人们开始尝试通过数学算法来建立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使得弱关系可以依靠算法建立强连接,从而去促成人类有史以来如不依靠互联网技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价值交换活动,包括甚至更主要的金融交换活动。比特币这种电子支付系统使得所有参与者可以放心交易,无需一个中心化的机构进行中介。

(三)挖矿:比特币的原始取得 

在比特币系统中,交易信息和数据都被以文件的形式永久记录下来,每一个文件就是一个区块。每个区块的第一笔交易进行特殊化处理,该交易产生一枚由该区块创造者拥有的新的电子货币,即比特币。这就增加了节点支持该网络的激励,并在没有中央集权机构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将电子货币分配到流通领域的一种方法。当然,该区块的创造者并不是无偿取得的该比特币,而是付出了相应的对价。这种将一定数量新货币持续增添到货币系统中的方法,必须运用具有相当算力的计算机,投入固定的时间,消耗一定的电力能源。而且根据比特币技术的程序设计,越往后取得比特币的难度越大,消耗的能源越多,这就意味着通过计算取得一枚比特币投入的成本越高。这非常类似于耗费资源去挖掘金矿并将黄金注入到流通领域。

通过挖矿行为取得比特币,从法理上说,应当属于物权原始取得根据中的劳动生产。在承认数据权利的前提下,应该承认其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些都为承认类似于以挖矿形式取得比特币的数据权利取得方式的合法性,预留了立法空间。

(四)比特币协议(Bitcoin Protocol)

从货币的起源来看,其最初就是得到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交易中介物。发展到后来,中心化的第三方机构(银行和政府)的信用构成货币的基础。这一演进规律体现了货币由当事人个体间的合作到社会成员的群体合作,从私权自治领域到公共治理领域的过程。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点,所有参与者之间是“点对点(Peer-to -Peer)”的关系,将这一过程又逆向回溯到私权自治范畴。

比特币的基础支撑是密码学原理,其要解决的是保护交易安全——不能窃取别人的东西或假冒别人。在原子世界中,我们通过锁、保险柜、签名和银行保险箱等措施来保证安全。在比特世界中,我们通过密码学来保证安全性。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的核心是密码学协议的原因。

参与者加入比特币网络中,意味着认可比特币的运行机制,这是最基本的协议。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通过Internet随时与世界联系,主要原因是因为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的存在。一个人接入互联网意味着必须同意该协议内容,从自己的节点将信息向外传送,同时接受信息。从本质上说,比特币系统就是一个协议,所有的“矿工”一起记账,共同见证,通过盖时间戳(Timestamp)签署协议。比特币协议并非民法上的双方合同,而是一个共识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每个参与者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平等,彼此信任,所有交易可视透明。

(五)比特币所有权

严格来说,数据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只要在被人们赋予具体内容后,其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有学者认为,数据本身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它依赖于载体、代码和其他诸种要素才能发挥作用。数据的交易必须依附于平台、代码、服务协议、交易合同这些技术和法律关系的整体性交易过程,不可能独立完成,从而其自身并无固定的性质和功能,抽象地认为数据是财产是没有意义的。可见,数据只有被赋予具体的内容,才能具有法律意义。比特币是由一系列信息与数据组成,虽然这些信息与数据是存在于虚拟空间的,但因其具有了典型的财产内容,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1.比特币被特定主体控制与支配。区块创造者通过“挖矿”的方式原始取得比特币,这是对其付出工作量的奖励。时间戳服务器(Timestamp Server)通过对以区块形式存在的一组数据实施随机散列而加上时间戳,并将该随机散列进行广播,该时间戳能够证实特定数据必然于某特定时刻是的确存在的,因为只有在该时刻存在了才能获取相应的随机散列值。

在比特币的实际使用中,所有者首先要在计算机终端上安装一个钱包(Wallet),每一位交易当事人都因此而拥有独一无二的地址,自动生成一对密钥——私钥与公钥(public/private key)。公钥被匿名公开,私钥为特定身份信息,所有者通过私钥随时处分其比特币。换句话说,所有者通过私钥可对比特币享有支配权。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人声称比特币可以匿名使用,从而导致了许多专门从事非法商品的市场的形成。然而,声称这一说法纯属虚构。区块链是公开的,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每一个比特币交易。尽管比特币地址并没有立即与现实世界的身份联系起来,但计算机科学家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如何去解密“匿名”的社交网络。

2.比特币所有权具有排他性。虽然比特币可被分割为大小不一的份额,但是无论该份额是否为整数、数额大小,在该份额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即符合“一物一权”的基本法理。该所有权具有对世性,任何他人负有对其不得侵害的义务。任何侵害比特币所有权的行为人,都负有返还原物义务,并应承担赔偿比特币所有者损失的法律责任。这一点在特定情况下意义重大。2014年2月,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日本MT.GOX宣称,其系统持续遭到黑客攻击,多年来累计丢失744000个比特币。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这些失窃的比特币价值约为3.5亿美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认定客户对比特币享有排他性所有权具有重大影响。

3.比特币的公示公信原则。物权上的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设立、变动必须依据法定的公示方法予以公开,使第三人能够及时了解物权的变动情况。公信原则,是指对于通过法定的公示方法所公示出来的权利状态,相对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其真实性,并与登记权利人进行交易,对这种信赖法律应当予以保护。

在传统物权法上,存在真实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不一致可能性,因此需要通过登记、占有等公示方法,来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所有的数据和交易信息都在区块链上体现出来。区块链就是一本全网记录所有已发生的比特币交易的公开账本,“矿工们”不断地创造新的区块(每十分钟一个区块)来记录新的交易,因此不断有新的区块产生,这些区块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线性地加到区块链上。在比特币区块链上,所有者通过公钥进行交易,同时使用私钥行使权利。因为公钥是匿名的,链上的其他人并不知道每个比特币的所有者为谁,但是所有的数据和交易信息都被完整记录且不可修改。通过区块链技术的使用,比特币实现了所有的权属与交易信息透明、公开,不再需要传统物权法上的公示公信方式方法,即可实现保护第三人(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制度目的。

四、比特币:财产还是货币,抑或“庞氏骗局”? 

比特币自出现以来,被很多人质疑其不过是一种新型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或者金字塔式传销(Pyramid Scheme)而已。即使认可比特币具有一定价值的人,对其究竟属于财产还是货币意见不一。在不断地质疑和争论之中,一方面,承认和接受比特币为货币的人越来越多,其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不承认其货币性质的案例,一些国家的政府对比特币的态度越来越严格,甚至严格禁止。比特币的性质究竟为何,是网络骗局?虚拟财产还是未来货币?

 

(一)比特币是金融骗局吗?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比特币是一种庞氏骗局,是因为必须一直有足够多的人持续购买,比特币才能维持下去。新投资者的钱支付给早期投资者,以维持他们认为该计划正在赚取实际利润的假象。一旦不能从新的投资者那里募集足够多的资金,这一骗局就会坍塌,虚拟货币投资者们会试图在价格暴跌之前摆脱困境,会加速恶性循环,比特币的价格将会跌到接近于零。

人们警惕新生事物,特别是对价格高昂的未知事物抱有戒备之心,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物理世界的蒸汽机,还是虚拟空间的互联网,刚刚出现时都被当做洪水猛兽。违背人们的常识、颠覆传统认知的比特币更是如此。不过,从比特币的运行机理以及实际效果来看,其并非庞氏骗局。原因如下:

第一,比特币系统的规则、运作机理是公开透明的。庞氏骗局的典型特征就是有人虚构某种事实,骗取新加入者的信任。比特币系统所有信息真实可靠,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

第二,比特币的取得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本。比特币的原始取得是通过挖矿手段获取的,“矿工”们既需要付出时间成本,也消耗物质资本。这基本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比特币属于“矿工”们的劳动产品。

第三,比特币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其价值取决于市场需求。人们通过比特币这一存在网络空间的虚拟货币,可以轻松完成“线上”交易的支付行为。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体商店开始接受比特币。实际上,比特币已经具备了类似于传统货币的支付职能。

第四,比特币为社会贡献了具有极高价值的底层技术——区块链(Blockchain)。估计不论比特币的真正价值如何,它提供的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不可篡改、不被操纵以及信任共识等明显优势,这为在社会各个领域重构信用制度提供了技术可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对此,世界银行的看法是:人们倾向于害怕他们不理解的事情,并且会隐藏在恐惧的背后,盲目的攻击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同样无知,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比特币显然不属于“庞氏骗局”的定义,其主要价值可能是向各国央行提供关于电子货币前景的教训,以及如何提高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

当然,近年来随着比特币越来越被社会熟知,参与其投资的人越来越多,投机者更甚,其市场价格暴涨暴跌,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也因此被人认为是一种骗局。亚洲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新加坡星展银行(DBS Group)认为比特币是一场金融骗局(financial scam)。星展银行首席信息官兼集团技术与运营主管David Gledhill认为,比特币交易非常昂贵,而且所有的费用都隐藏在加密机制中。因为其规模所限,比特币价格将会变得非常便宜。不过,在金融领域,投资风险大、市场价格畸高畸低的投资比比皆是,因此而认定比特币是金融骗局是不合理的。

(二)比特币对传统经济体系的冲击

从比特币的运行机制来看,因其去中心化、匿名、取得方式等特点,可能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危害:

一是极易成为犯罪工具。比特币的账户匿名,外界无法知悉谁是其持有者,受到有洗钱需求的不法分子青睐。2011年2月开始运行的美国“丝绸之路”(Silk Road)网站,就是一个犯罪分子利用比特币非法交易的天堂。该网站实际上是一个网上黑市商城,有一个类似于ebay 的用户界面,经过技术处理,它被作为一个Tor隐藏服务,在线用户可以匿名和安全地浏览该网站而没有潜在的流量监控。用户可以使用比特币匿名购买所有在线产品,诸如枪支弹药、毒品以及人体器官,等等。因为得到越来越多犯罪分子的追捧,其在线商品价格比地下交易更为便宜。它的Tor隐藏服务使得追踪买家和卖家的交易极其困难,大量非法交易获取的其他法定货币通过比特币的支付结算洗白。该网站已于2013年10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关闭。

二是扰乱一国(或地区)的外汇管理秩序。比特币交易不受任何中央银行的控制,也无需商业银行信用背书。通过位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买入卖出比特币,实现不同法定货币的转换流出,可以成功地绕过任何国家的外汇管制。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比特币价格的暴涨暴跌,也极大地冲击一国(或地区)的货币主权。

三是冲击法定货币体系。从理论上说,如果承认比特币具有法定货币同样的地位,哪怕允许其有限制地进入流通领域,那么法定货币供应量的大小将会受到影响。虽然比特币设计了数额上限,不会对既有法定货币造成太大冲击,但是这会诱发其他类似数字货币涌现出来。如果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数字货币大量流通,将会给一国货币体系、经济秩序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

四是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比特币受人诟病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会耗费大量经济成本。“挖矿”是比特币原始取得的唯一方式,根据其程序设计,越往后挖矿的难度越大,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算力。据估计,2017年全年,比特币挖矿所耗费的电量高达29.05太瓦(1太瓦约等于1亿度电),这大概相当于全球总用电量的0.13%。虽然听起来好像不太多,但这意味着比特币的开采比159个国家使用的电力还多。

(三)各国政府的监管态度

从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对待比特币的态度来看,鲜有草率认定其为庞氏骗局或者其他金融骗局的作法。由于国情不同以及比特币未来发展走势尚不明朗,各国对比特币具体作法的利弊,难以准确判定。无论对其全面禁止,还是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等同于货币使用,都能找到足够多的理由支持。从世界主要国家(或经济体)来看,大致主要有以下几种作法:

1.承认比特币的法律地位,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货币智能。德国政府对待比特币一直持较为积极的态度,承认比特币的合法地位,认为其属于“私人货币”(Private Money)的范畴。早在2013年,德国财政部就认定比特币为“账户单位”(Unit of Account),这意味着它可以用于该国的税收和交易目的。

比特币在日本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加密数字货币”,许多商家接受比特币支付。日本在2016年修改《资金结算法》时,专设第三章之二“虚拟货币”。从这一立法方式来看,主要是将虚拟货币作为一种结算、支付手段,并对虚拟货币的交易机构设置了明确的监管规制。对待比特币交易,日本的作法是采用牌照式管理方式,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取缔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前提下,日本因此已经成为全球ICO的热土。

2.不认为比特币具有货币属性,但承认其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英国并未明确规定比特币的法律地位,但并未禁止比特币交易。帝国理工学院Cathy Mulligan博士认为:“在英国,比特币实际上被当作私人资金。如果你试图用比特币兑换英镑,不会因比特币的价值被征收增值税。”

美国对待比特币的态度比较微妙,经历了从积极到谨慎的转变。2011-2016年期间,美国财政部、证监会等联邦政府监管部门多次表态,认可比特币对社会的创新贡献,支持其发展。但是自2017年以来,因为比特币的大幅上涨和ICO的火爆,它们开始提醒投资者警惕数字货币的风险,并对其未来发展持谨慎态度。从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的态度看,比特币被认为是一种金融工具或者证券,具有投资价值,但不能视为等同于美元的货币使用。2014年3月25日,美国国家税务局(IRS)曾发布文件,正式对比特币征税。

3.不承认比特币法律地位,全面禁止其交易。中国政府对比特币的监管也经历了从放任到全面禁止的过程。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比特币交易在中国被完全禁止,在中国经营的比特币交易平台随即宣布将停止所有交易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引用法国KEDGE商学院教授埃里克·皮谢文章称,比特币泡沫不过是疯狂投机的最新化身,没有人能预言投机风险持续时间的长短和顶部在哪里。“因此只有一件事能做了,坐在河边看,总有一天,比特币的尸体会从你面前飘过。”

其实,对待新生事物,一昧拒绝接受、不承认其法律地位,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烤猫”(Firedcat, bitcointal论坛上的马甲)事件。2012年7月,烤猫在深圳成立Bitfountain公司,进行“虚拟IPO”发行:以0.1比特币的价格募资16万股,用以挖矿和研制Asic矿机。这种行为本来有非法集资的嫌疑,但因为比特币在中国不算货币,无法认定该行为是非法集资。

(四)“货币认同”——决定比特币性质的关键

比特币作为一种计算机加密技术在支付结算领域的使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其底层技术——区块链更是引发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早在1992年,曾长期供职于英特尔(Intel)公司的美国技术和政治作家Timothy C. May认为,国家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对社会解体的担忧,不能秘密的无政府状态无限蔓延,当然会试图减缓或阻止这项技术的传播。从这个角度看,各国政府对待比特币的谨慎态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美国货币政策专家米什金认为,货币(money,也指货币供给)是指人们广为接受的、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付活动或者用于偿付债务的任何事物。从货币发展的历史看,从本身具有价值的商品货币到本身无价值的纸币,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应当是其最基本的职能,而且源于人们对货币的普遍接受性。货币起初也只是私人之间交易的媒介物。法定货币只不过是用国家公权力赋予了某种货币在一国范围内通行的强制力。

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并不具备强制通用力,也就是说社会公众一般不负有接受其作为货币的义务。但是,因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质,无需第三方信用的支持,只要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比特币的货币地位,就可将其视为法定货币。也就说,私人货币只在具有“货币认同”的群体内或者当事人之间,完全等同于法定货币,应当依照货币处理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前所述,比特币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如果当事人之间对其不存在“货币认同”,则可视其为一种无形资产,按照财产法规则处理。上述规则,在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信息以及当事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前提下,应该属于私法上的自我责任范畴。

在HashFast管理人诉MarcLowe一案中,当事人双方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印证介绍美国政府各个机构,包括美国国税局(IRS)、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财政部(TD)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等,关于将比特币视为货币或商品的观点。但是,这些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无法让法官作出双方任何一方想要的判决结果。对此,Montali法官表示,他不会作出“削减边界的裁决”(cutting edgeruling),也没有必要决定比特币到底是物品还是货币,是否适用于恢复欺诈性转移。他只是在裁决中声明“比特币不是美元”(Bitcoins are not U.S. dollars)就够了。

从本案案情分析,2013年9月,双方当事人转移比特币时并无关于比特币是否是货币的明确意思表示。但根据Hashfast委托给Lowe约定的事项,Lowe必须为此向第三方支付比特币或者与当时市场价格相当的美元。这意味着Hashfast和Lowe当时对比特币有“货币认同”,按理说,即使因为基础关系不存在,Lowe也无需向Hashfast公司再返还3000比特币。但是,如果Lowe在这一过程中,对Hashfast有欺诈行为或者故意隐瞒了事实,让其保留3000比特币只返还美元是不公平的。另外一种情形是,Lowe没有按照约定向第三方支付美元或者相应款项,也就是没有如实履行付款义务,如果让他保有这些比特币,显然构成不当得利,也不应该支持。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政府发行货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76年,哈耶克出版了其经济学巨著《货币的非国家化》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如果公众明白,他们为得到在日常的交易中仅使用一种货币所带来的便利而付出了周期性通货膨胀和币值不稳定的代价,并不得不偶尔考虑使用自己所熟悉的货币之外的其他货币的好处,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这种制度未免太过分了”。中本聪是否受该书观点的影响,而创造出比特币不得而知。不过,比特币的运行原理以及人们对其有如此大的热情,无不体现着哈耶克的思想。

哈耶克主张打破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在货币市场引入自由竞争,允许多种私人货币存在,最好的货币由市场选出。这一思想影响深远,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互联网时代,技术革命、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哈耶克的想法得以落实。德国支持比特币合法化的议员Frank Schaeffler说,根据国家银行规则对虚拟货币进行分类,代表着“第一步”将货币的生产国有化,并希望政府不会干预其成功:“一个自由的国家应该……”不干预公民个人的金钱选择。

比特币出现以后,其价值和实际意义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确实,比特币因为程序设计的原因,存在诸多弊端,比如数量受到限制、成本日益高昂以及无信用机构担保,等等。但这都不影响其对传统货币体系和货币理论,乃至政府管制的其他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最重要的不是比特币是否可以取代各国现行法定货币,以及其未来的市场价格的高低,而是其底层技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理念对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重大领域究竟有多大影响。无论如何,改变已经开始,未来尚不可知,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文章来源:《法学》2018年第4期。

为方便阅读,全文省略注释。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成立,杨东教授受聘顾问并发表《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块链金融的新发展》的演讲

杨东: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出海新形势下的几点监管建议

杨东 陈哲立:虚拟货币立法——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上)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下)

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邀请函】新时代的网络安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与网络信任高峰论坛

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并付诸于具体应用,人类进入了崭新的数字文明时代。数字文明时代依托于技术创新所构建的共识、共治、共享的社会新形态,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治理结构,推动更大范围的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但随着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网络空间地不断延伸和放大,如何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必须直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区块链作为去中心、分布式的价值传递和和信任建立系统,能够回应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需求,并能在电子存证、版权、能源、供应链、电商物流、股权众筹、房地产交易等应用场景大放异彩。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区块链能够改变价值传递的方式。数字文明时代是人与科技共舞的时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人为控制的、完全透明和公平执行的秩序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交织,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区块链可以作为信息网络基础技术,与其他新兴信息技术融合,实现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模式的的进化质变。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引发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释放了技术创新的潜力,可以说,产业变革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始于技术创新,而成于制度创新。

会议概况

名称:

新时代的网络安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与网络信任高峰论坛

时间:

2018年04月26日(周四)上午08:30

地点:

北京展览馆11号馆

指导单位


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市公安局

主办单位

北京网络行业协会、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

承办单位


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

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电子银行网

区块链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

法链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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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科技专家Walker:金融科技内涵辨析及英国监管现实

编 者 按

近年来,全球范围对金融科技、区块链、数字货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的金融、法律、科技等领域交织的业态的关注越来越广泛和深刻。2018年4月11日,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沃克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分享货币和金融科技的历史、实践及发展情况历史,并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教授交流中英金融科技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此前,杨东教授一行于2017年8月前往英国与沃克教授就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智能投顾和现金贷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详细的研究与讨论,并交换了意见。


杨东教授致欢迎词:

2017年暑假,我组织了包括高校师生和金融科技实务界人士一行二十余人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课题的考察团前往英国,对英国的金融科技进行了全面而深度的考察。此行,我们前往了英格兰银行、FCA、PRA、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地。当时前往玛丽女王大学与沃克教授会谈时,主要是围绕英国金融业的监管模式、金融科技、现金贷发展情况和Regtech等相关问题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它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沃克教授是英国金融科技的权威专家,跟英格兰银行长期有深入的合作,经常作为专家在英格兰银行进行讲座和培训。在欧洲银行、IMF等机构也参与颇多。目前沃克教授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十分深入,此次邀请沃克教授前来交流,也是基于我过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火爆的现实,听一下西方学者的意见。

最后,我们组织的“全球金融科技菁英青年俱乐部”也开始招募了,我们会长期关注金融科技各业态的发展,对有志于在金融科技有所钻研和发展的青年人才提供平台。寒暑假期间我们还会出国考察,此前已经去了美国、英国、日本、瑞士、泰国等地,今年暑假我们还将去美国与澳大利亚,敬请大家关注。详情请点击:

“高礼全球金融科技青年菁英俱乐部”选拔通知

演 讲 者 简 介

乔治·亚历山大·沃克,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商法研究中心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客座教授,剑桥大学客座研究员,曾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国际金融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英国出庭大律师(Barrister),英国内殿律师学院学会会员,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教授曾在哈佛大学、乔治城大学、东京大学、爱丁堡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任访问学者。

沃克教授深度参与全球性货币、金融以及国际金融法领域的工作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曾任伦敦证券交易所高级审查官,参与制定英国金融服务法。教授于1999年起开始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法律顾问,并且参与了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多国政府的若干国际金融法律项目。此外,教授现为英格兰银行法律顾问,深度参与英国央行数字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Walker教授开场词:

· 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在这里,数字、科技、虚拟场景和社会变革正在进行,FinTech则恰恰属于其中一部分。

· FinTech涵盖了技术竞争,发展进步,科学设想和改革的各个方面。

· 可以期待未来的实验和创新将带来相关应用市场、消费者和社会收益的提高。

· FinTech的发展必须有监管层的支持,同时与RegTech协同并进。这就要求掌控全局风险。

· 在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和重组中,市场和监管体系崩溃的可能性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不稳定因素得到适当的甄别和管理,则结果利大于弊。

沃克教授演讲PPT节选

演讲主要内容归纳

我与英格兰银行有深度的合作,在学校主要的研究领域是金融科技,已经出版的一些文章。

我的第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和其他新型私人数字货币(private coin),我认为其相关的治理可称之为cointech。

我的第二个主要研究方向:金融支付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可称之为paytech及infratech,还有为合规目的的regtech。

我会撰写论文关于金融科技的未来。但在此之前,我思考商业是什么?政府是什么?社会又是什么?任何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就是信息(information),具体来讲就是数字信息。然而,什么是信息?什么是数据?什么是知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没有对任何一个做定义,我们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


要点一:什么是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是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数字技术去提升金融业、金融市场及金融服务。我们称之为大分裂(the great disruption),目前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公司证券、金融市场及其他事物将被金融科技平台所取代。所以我们在大分裂的开端,大分裂是在大危机时代之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在“大缓和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或“大稳定时期”(The Great Stability)之后,是指从1990年代开始,全球金融体系非常稳定并且成长的非常快,创造了全球巨大的流动性,非常高效、有价值的金融体系。另外就是“大通胀时期”(The Great Inflation),在金融危机时期,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实行经济刺激计划,制定货币政策以试图修复金融市场。上述讨论都旨在引出大分裂时期,这是金融科技所带来的。金融科技与最为发达的技术相关,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分布式记账技术(DLT),分布式记账技术是什么?传统上的账户管理、记账都会由一个中心化的实体进行,分布式记账技术的重要性在于账本和账户会被多个参与者记录在不可篡改的体系中。包括四个重要的元素:去中心化及分布式、自动化、密码学及(哈希加密)共享机制

沃克教授演讲PPT节选

FinTech的历史

1.FinTech1.0 日常的技术功能。

2.FinTech2.0 电子化和计算机交流机制的进步

3.FinTech3.0 颠覆性&去中心化

4.FinTech4.0 价值网络

5.FinTech5.0 感受和浸入式网络(浸入式网络类似于我国的物联网概念,各种生活物品之间可以点对点联系,人与机器浸入在万物互联之中)

沃克教授演讲PPT节选


到底什么是法律、数据、知识和思想

l 信息就是事实描述和观点(如这是一张椅子;我喜欢这张椅子)

l 数据就是结构化的信息

l 知识是被处理过的信息

l 思想是:精神意识的表达

l 信息是财产吗?信息并非是财产,但是是一种有价值的金融资产。

l 数据的保护十分重要,但是要注意大公司的垄断带来的数据殖民主义,这将会破坏创新。

l 比特币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在国际法律适用中可以遵循下面几种方式

1. 私钥的地址

2. 机器所在地

3. 政府指定

4. 资产所在地

5. 发行人所在地

要点二:英国的监管体制及其未来展望

英国的金融监管在本质上不是所谓的双峰监管(Twin Peaks),而是基于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Central-bank-based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在英国的确存在两个名义上的金融 监管主体,即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但事实是,英格兰银行通过PRA对系统性金融机构(Systematic Institutions)进行监管,以实现宏观稳定的目标。而FCA则负责对众多的非系统性金融机构(non-systematic institutions)进行规制,以实现真正的审慎监管。

为什么英国的监管系统不是纯粹的审慎-行为监管呢?看一下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各自的监管对象就明白了。审慎监管局大概负责监管700到800家大型的,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500家大型银行,200家保险公司,以及大概100家建筑行业的信用合作组织。而金融行为监管局负责规制35,000家各类其它非系统性金融机构。因此,究竟是谁在实施审慎监管?当然是金融行为监管局。审慎监管局的做法是“摘樱桃”(Cherry Picking),只挑最好的樱桃,只管系统性的大金融机构,其它的机构都留给了金融行为监管局。如果看一下《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2010》,以及随后在2012年的修订案,我们会发现在这部对FCA来说最重要的法案中,竟然没有对行为监管职责的具体描述。它只是要求FCA确保市场功能正常运转。因此,FCA其实是功能监管,不是行为监管。

当局不愿把全部职责都交给英格兰银行,并且希望能够把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截然分开,于是设立了独立的FCA和PRA。PRA又变成了英格兰银行的下级机构,但这不合理。“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英格兰银行能够对系统性机构实施逐日的监督和规制,为什么要把这种系统监管的职责交给一个相对独立的附属公司(PRA),而不是英格兰银行呢?”事实上英国已经废除了PRA跟英格兰银行之间的界限。当前,PRA就是英格兰银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英国的金融监管系统:英格兰银行以及PRA是系统性机构的监管者,负责宏观稳定;FAC是非系统性机构的监管者,负责审慎监管,但无需对宏观稳定直接负责。

当前英格兰银行有三个关键的委员会:一个是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负责货币政策和金融系统的宏观稳定;另一个是审慎监管委员会(Prudential Regulation Committee), 负责系统层面的审慎监管(保持宏观稳定);还有一个是金融行为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Conduct Committee),负责大量的非系统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事实上,这是一种基于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

要点三:当前的监管模式能不能应对金融科技的风险

单纯的机构组织变革不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其实你的问题或许应该是当前的监管体制能够正确认知和理解金融科技带来的风险么?答案是不能。他们还没有对金融科技展开过认真的讨论。

我们首先需要明白金融科技究竟带来那种类型的风险。在我看来,金融科技带来的风险包括:金融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行为管理风险,以及环境风险。以上五种风险中操作风险是最大的。我的初步结论是操作风险具体包括设计全新系统所蕴藏的风险,软件风险,硬件风险,网络风险,还有系统风险。

沃克教授演讲PPT节选

金融科技将会使市场碎片化。传统上,在银行、证券以及保险领域都有一个市场链,产品市场上也有产品链,金融科技将会打破所有这些链条。银行、证券以及保险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会被打破,整个金融市场会变得碎片化。

我们需要明白,那些重要的、应该被监管的行为到底是由谁在做。在英国和欧洲,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公司生产了一个app,然而这个app其实只是一个交互界面(Interface), 因此,这家公司不会像银行,证券或者保险公司那样受到监管。它们只是帮客户跟银行,证券或保险公司建立联系,并没有提供什么需要被监管的金融服务。但是如果这些科技公司无需被监管,那么究竟谁应该受到监管呢?英国监管者的做法是跳过科技公司,直接监管金融服务的最终提供商,即银行,证券或保险公司。由于金融科技使得市场链条碎片化,监管者必须审慎地辨别究竟是谁在从事需要被监管的活动,是谁在吸收存款,是谁在安排交易和投资,是谁在提供投资建议。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活动辨别出来,找出相应的实施者,然后确保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是合规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大的平台可能是应该被监管的。比如一些网络平台提供支付服务,那么它们的行为就应该被纳入监管范围。如果这些平台实质上提供了银行业务,那么就应该受到银行监管部门的规制。如果提供了保险业务,则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的规制。如果提供证券买卖业务,则应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规制。

另外,市场由于金融科技而变得非常复杂,风险一旦被触发,其规模将会是十分巨大的。风险的传播不会是多米诺骨牌式的,相反,风险事件之间呈现出更复杂的,不可预测的因果联系。这正是系统性风险的起因。破产事件的效应的传播以前可能需要几周或几个月,但现在则会瞬间实现,并触发更多的并发风险。

监管应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监管者需要识别出那些需要被监管的活动,无论这些活动是在哪类技术媒介上实现的,监管者需要对金融活动本身进行规制。另一方面,监管者还要对市场整体做出监测,及时识别出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全球范围内最大的风险不在银行市场,证券市场或者保险市场本身,而是在三个市场的交接地带。而金融科技可以在这些交接地带引发风险。

对于监管来说,收集市场数据是重要的,但对数据的分析和解读能力同样重要。如果监管当局是由对数据,技术都不了解的人员组成的,有效监管将会是问题。


为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演讲嘉宾George Walker教授,以下为大家带来2017年George Walker教授访谈回顾。

2017年,杨东教授曾率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团体赴英考察。格林威治时间2017年8月1日,杨东教授一行前往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并与国际金融法教授George Walker就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智能投顾和现金贷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详细的研究与讨论,并交换了意见。

会谈主要围绕英国金融业的监管模式、监管模式与金融科技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它一系列问题对George Walker教授进行了详细的采访,进一步了解英国的现金贷发展情况和Regtech等相关问题。

图为Walker教授关于FinTech Conclusions

(考察团供图)

FINTECH CONCLUSIONS

  • 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在这里,数字、科技、虚拟场景和社会变革正在进行,FinTech则恰恰属于其中一部分。

  • FinTech涵盖了技术竞争,发展进步,科学设想和改革的各个方面。

  • 可以期待未来的实验和创新将带来相关应用市场、消费者和社会收益的提高。

  • FinTech的发展必须有监管层的支持,同时与RegTech协同并进。这就要求掌控全局风险。

  • 在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和重组中,市场和监管体系崩溃的可能性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不稳定因素得到适当的甄别和管理,则结果利大于弊。

问题:您认为随着金融科技的出现,当前的这种基于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会表现出什么缺陷么?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单纯的组织结构变革通常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关键是监管系统中的每个部门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实质工作,组织变革本身并不重要。目前在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监督金融科技相关的风险。其实是哪个部门负责不重要,只要它能够有效实施监管功能就行。

顺便说一下,在国际层面负责金融科技相关问题的组织是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而FSB的主席是Mark Carny。他还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以及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的主席。在英国,他通过FPC来监督金融科技,在波恩则通过FSB来监督。

图为杨东教授向Walker教授赠书并合影

(考察团供图)

问题:我们认为Regtech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利用技术来实现合规,二是监管当局利用技术来提升监管。您认可这种观点么?


当然认可。传统上企业收集很多数据,但它们本身并不解读这些数据,而是上报给监管者,监管者解读这些数据。但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上报的数据呈指数级增加,以至于企业层和管理层都无法理解它们。

你问到PRA对Regtech做出过何种反应。答案是没有任何反应。只有FCA对fintech 做出了反应,其原因也是为了促进创新和竞争。我认为FPC应该关注Fintech, 它的职责是维护宏观稳定。

Regtech 会发展。就像目前有平台来帮助人们销售商品,将来也会有平台来帮助大银行来解决风险管理的问题。Regtech 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但目前还是处于早期阶段。

问题:您认为Regtech需要被监管么?


Regtech 利用技术来实现合规,本身就是一种监管手段。对于监管手段是否需要监管,还需要拭目以待。

图为Walker教授演讲

(考察团供图)

问题:传统的投资顾问要求相关人员具备一定的资质,比如教育资质。在英国对于智能投顾有相应的资质要求么?


智能投顾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我有一个报告叫做The Financial Advice Market Review,就是关于如何提升投顾服务的。与其他金融服务业相比,投顾服务在英国发展较慢,很多人得不到合适的投顾服务,因此我们亟需提升它。FCA也在关注智能投顾服务。具体的例子是Streamline Advice 服务。这一种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的简化模式,利用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技术,使得投顾服务更易提供。困难之处在于,在英国,“投资顾问”的定义非常具体狭窄,但在欧盟这种服务的定义很宽泛,被称为 Market Financial Instrument Director。因此在英国,我们即将改变法律中“advice” 的定义,使之与欧盟法律中的定义类似。

你刚才问机器人是否需要具备某种资质。是的。我手头就有一个旨在改善streamline advice的指导意见书。英国法律规定advice不是向个人提供的。我个人认为advice是针对个人的,当我向你提供advice,我的行为应该受到监管,但英国法律不这样认为。欧盟的法律也有问题。它要求advice必须是适当的。但我们跟欧盟有截然不同的行为标准来判断适当性。因此,有些人认为直接将欧盟的法律套用在streamline advice上也很不合适。

如果智能投顾没有起到尽职的义务,操作投顾机器人的人来负责。不可能因为是机器投顾,所以就可以逃避责任,这绝对不行。不是生产机器的公司担责,而是利用机器提供服务的人或组织担责。

在英国streamline advice 不提供全面的顾问服务,相关建议只集中于有限的问题,不会是太个人化或具体化的,只是提供一些标准化的信息。这样,智能投顾的服务很窄,法律义务也就有限。

图为杨东教授向Walker教授赠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念礼物

(考察团供图)

问题:英国的现金贷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有P2P借贷,也有众筹。整体上来说P2P借贷是直接借贷,众筹倾向于是基于权益的筹款,可以得到股份。FCA区分对待Loan-based 众筹和Investment-based众筹。市场一般讨论的是p2p借贷和众筹。FCA对众筹的定义基本上将两者都涵盖了进去。因此,Loan-based 众筹实质上是P2P借贷,而investment-based众筹基本上就是权益类众筹。

FCA负责英国的消费者信贷的监管。两年以前,FCA对Payday Lending是极为担心,原因是它的利息太高了。因此,FCA对Payday Lending 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给它加了利率上限。大概三年前,英国有三家大的payday lending 公司,但是它们被过度监管了。以至于那些依赖Payday Lending的人突然间无法借贷了。消费者金融协会(Consumer Finance Association)的报告说,由于过度监管,600,000人无法借款,不得不转向更加危险的资金源。这就是过度监管的坏处。Payday Lending公司的收入急剧下降,最大的Payday Lending公司(Wonga)的收入下降了60%。

FCA宣称对Payday Lending的利率限制不会废除,这项政策会执行到2020年。最新的情况是,大银行也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自行确定利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银行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收取的高额利息和Payday Lending其实没有两样。但现在如果你有一个银行账户,可以用它来获得Payday Lending, 也可以向银行申请高利息的贷款,利息甚至比Payday Lending还高。以前FCA对Payday Lending设定了利息上限,对大银行则没有。但现在这些银行也被要求将超额利率降到跟Payday Lending 一致,这样两者就相似了。并非所有的现金贷公司都关门了,但它们的处境很艰难。


社会科学报| 杨东:从Facebook风波看大数据法律的“痛点”

背 景

曾经的社交网站巨头Facebook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面对数据泄漏丑闻,扎克伯格五天后的发声不仅未能平息事件,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至此,防范与应对大数据技术应用中所带来的各种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教授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本篇署名文章。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3期4版

大数据使用应确立行业标准

大数据与云计算的结合,可以作为分析用户行为、偏好、信用等的有力工具。但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可能产生负外部性,衍生出危害个人信息安全甚至国家信息安全的恶性事件。大数据环境下,用户的操作行为、视频、文件、图片等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能为企业所用,但在此过程中面临着如何保护个人隐私、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

  此次事件中Facebook受到指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保护好数据”,存在主动向第三方开放API之嫌,使得个人敏感信息成为政治定向广告摆布民意的工具。实际上,2018年2月12日,柏林法院就在“德国消费者组织联合会诉Facebook”案中裁定其违反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案》,具体包括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并未实现取得数据主体的同意而默认开启、预先拟制同意声明、强制要求实名制条款。可见Facebook在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中,即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使用、删除等过程,并未对个人信息保护提起重视、履行责任,而这也是目前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的现状。

  基于此,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配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制定“用户数据在移动金融中的收集与使用行业标准”,并于今年年初与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合作完成《2018移动金融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测评报告》,旨在推动数据应用的法治化、规范化,呼吁相关行业参与者将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视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加强行业自律。

大数据与算法歧视

从“今日头条”智能算法带来的个性化展示到网曝在线旅行平台利用大数据“杀熟”,显示出的是大数据应用绝非中立,机器学习尚不成熟。本应“懂你,但不认识你”的大数据技术演变为“懂你,并且利用你”,在分析消费者支付能力、消费偏好后,针对不同情形定制不同价格,例如判定急需订票便提高价格,固定路线叫车报价更高等。

  大数据“杀熟”违背商业诚实信用原则自不待言,更有违反反垄断法之嫌,可能构成价格歧视。根据消费者愿意为每单位商品付出的最高价格而为每单位产品制定不同的销售价格,被称之为完全价格歧视或一级价格歧视。现实中,由于企业通常无法知晓每个消费者内心能够承受的最高价格,因此很少发生价格歧视,但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企业能够对每个用户进行全方位的精准画像,并在分析预测的基础上予以歧视性定价。此种方法削减了消费者对互联网商业场景的信任度,使原本便利普通民众生活的大数据技术成为谋利的手段,将危害行业发展,阻碍技术进步。

  不仅如此,机器学习模型可能导致种族或性别等方面的歧视。从输入数据到作出决策的机器学习中间过程,甚至在更为先进的自动学习中,AI背后的代码、算法存在着超乎我们理解的“技术黑箱”。而提高发展非歧视性数据挖掘技术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研究领域,目前应当提高大数据算法应用的信息披露义务,并且运用监管科技的手段升级监管能力。

区块链与大数据结合前景可期

如前所述,怎样能既把数据有效地利用,形成数据的价值,同时又有效保护每位消费者、用户的隐私,是当前各大企业和政府面临的问题。“315”当天举行的2018新技术与消费者保护峰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启动了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我们认为通过区块链技术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痛点,既对消费者数据加密,又能够和其他的数据持有方进行数据的共享,通过区块链技术和哈希值(指从任何一种数据中创建小的数字“指纹”方法)把相关信息共享之后,同时又保留原有的数据,进行交流和交换,确保每一位数据的组成、交易还是保留在原有的企业或者个人内部,确保数据的安全和交易能够共同实现。

  区块链的设计是透明的,可以让金融机构直接、即时、完全透明地向监管者提供信息。因为几乎任何类型的信息都可以数字化,并将其编码后放入区块链中,这个数据库在原则上是可以防篡改的和永久的,并且其有效性已被共识机制所佐证。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结合未来将有巨大的潜力和前景。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金融科技专业委员会成立,杨东教授受聘顾问并发表《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块链金融的新发展》的演讲

杨东: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出海新形势下的几点监管建议

杨东 陈哲立:虚拟货币立法——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上)

杨东教授谈全球数字货币监管与区块链产业应用(下)

中国区块链怎么监管?杨东:应推出技术驱动型监管

人大金融科技中心在伦敦发起成立中英金融科技联盟,杨东主任发布《全球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初稿

编 者 按

当地时间2018年3月19日至20日,“Innovate Finance Global Summit 2018” 国际研讨会在伦敦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受邀参加此次会议。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和互联网头部企业等深入合作,即将完成全球首个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此次会议成立了中英金融科技联盟(UK-China FinTech Alliance),旨在为两国的金融科技市场之间建立起更加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促进两国金融科技市场参与者与更广泛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之间的有效沟通。

当地时间2018年3月19日至20日,“Innovate Finance Global Summit 2018” 国际研讨会在伦敦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教授受邀参加此次会议,围绕议程安排,杨东教授访英期间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活动。

3月19日上午,杨东教授受邀前往中国驻英大使馆商务处,拜访了使馆的高级代表,就中英金融科技的合作发展事宜与公使衔参赞金旭先生展开密切讨论,并取得丰硕成果。

图片:杨东教授(左)与公使衔参赞金旭先生(右)合影留念

3月19日晚,杨东教授受邀参加英国国会举办的欢迎晚宴。在场的各位嘉宾还包括:英国著名政治家、自由民主党党员、英国上议院议员BaronessBurt白特男爵,国会议员Merlene Emerson,伦敦华人保守党副主席林光先生,以及BGTA首席执行官王春华女士等。

杨东教授于宴会开始之际发表开场致辞。他表示,我们正处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在这里,数字、科技、虚拟场景和社会变革正在进行,而金融科技的到来将前所未有地颠覆现有金融行业格局,甚至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去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数字经济的内容,而我在数字经济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数字文明的概念。数字文明建立在区块链等金融科技之上,涉及到对金融科技更深层次的运用。现在新的数字文明类似于当年的资本和数据,现在的时代能够把数据收集起来,就如同当年资本家把资本聚集起来,建立新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采集、利用、储存、交易等一系列的行为均会发生变化,新的客体、新的主体产生,就如同当时的公司制度与资本制度形成一样,正在形成一种有价值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合理应用,最终将实现社会生活的数字化、科技化,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很自豪地说,包括来自牛津、剑桥等英国知名教授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期待,中国极有可能引领世界,形成一种新的数字经济,乃至人类的一场数字革命,甚至数字文明。

现如今,对于数字文明这一宏伟目标的建设工作,中国具备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市场规模,拥有包括蚂蚁金服、京东金融、腾讯、宜信等在内的众多独角兽企业以及丰富的金融科技公司发展实践经验,但对于金融科技市场的监管策略,在技术方面以及在很多的研发、创新能力方面上尚需进一步的完善;而英国虽然缺乏金融科技企业的发展实践经验,但具有全球最先进的金融科技监管策略以及众多知名科技公司,因此中英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对于两国金融科技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片:杨东教授在英国议会晚宴厅发表宴会开场致辞

最后,杨东教授希望能够长期与英国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共同开发全球金融科技在线支付、跨境支付、智能投顾、保险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以及金融监管等领域的市场。杨东教授精彩的致词以在场嘉宾热烈的掌声中收尾,并引发嘉宾们对发展中英两国金融科技领域各项合作话题的热烈讨论。

国上议院议员BaronessBurt白特男爵十分看好中英金融科技领域合作发展。她认为两国具备中英金融科技领域合作的现实基础和巨大潜力,并表示将积极推进中英政府监管机构的各项交流。为表达实现中英金融科技领域密切合作这样一个美好愿景的诚意,杨东教授将其于2017年出版的全球第一本区块链著作《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赠予国上议院议员BaronessBurt白特男爵,希望能够长期保持中英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交流。

片:杨东教授(右)将其2017年在国内出版的全球首部区块链著作《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赠送给英国上议院议员BaronessBurt白特男爵

晚宴结束后,由上议院议员BaronessBurt白特男爵带领各位嘉宾参观英国上议院,并在最后与各位嘉宾合影留念。

图片:杨东教授参观英国上议院


图片:杨东教授参观英国上议院


图片:受邀嘉宾集体参观英国上议院

3月20日下午,主题论坛:“Next Step China”(“下一站-中国”),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教授出席会议并就《全球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的核心内容发表演讲。论坛邀请了来自两国金融科技行业的标杆性企业、投资机构代表和行业专家,其中包括BGTA首席顾问,欧洲著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alamon资本的创始人Michael Hoffman、前伦敦市长首席经济顾问李籁思博士(Gerard Lyons)、浦发硅谷银行副行长贾智道(Oscar Jazdowski)以及来自英国国际贸易部(DIT)、英国金融创新协会(Innovate Finance)以及techUK等英国资深行业协会组织的代表。

图片:“Next Step China” (下一站中国)论坛现场

杨东教授表示,《全球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与国内京东金融、蚂蚁金服、腾讯等机构深入合作,即将完成的全球首个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报告。该报告主要涵盖了对于以下问题的分析与探讨:1.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及发展现状;2.中国在过去五年能够一跃成为全国FinTech的引领者,其背后的代表性案例和监管经验有哪些;3.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企业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什么;4.国外投资者如何更好地进入中国金融科技市场;5.中国的金融科技行业发展所带来的启示有哪些,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6.未来对于包括英国在内的全国其他国家的企业,有怎样的投资机会。

他表示,《报告》通过对中国代表性企业,例如蚂蚁金服、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经典案例的研究,指明了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核心背景以及原因。此外,《报告》还会对中国的代表性的城市对于发展金融科技所具有的竞争力展示出非常详细的数据统计和研究报告,将会对国外企业的投资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在当今世界,金融科技(Fintech)正在颠覆全球的金融服务业,这不仅为各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造福了全球的消费者。英国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是世界领先的金融科技中心,2015年其金融科技产业已经贡献了超过66亿英镑的财政收入。同年,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市场投资也快速增长至88亿美元,占据全球金融科技行业投资的最大份额。中国在金融科技行业的迅速崛起有目共睹,世界100强的金融科技巨头中前5位有4位都来自中国。

对于国外的企业、投资机构如何更好地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市场,杨东教授提出建议:第一,基于金融科技领域监管政策的变动,外国投资者需要主动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寻求共同发展;第二,中国金融科技市场巨大,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以及金融监管等领域仍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先进的技术公司需要充分抓住市场机遇。第三,中国的金融科技巨头比如蚂蚁金服、腾讯、京东充分具备开拓海外市场的实力和需求,英国相关机构和企业需要充分抓住合作机遇。

图片:杨东教授就《全球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核心内容发表演讲

演讲结束后,现场多个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中英金融科技联盟的邀请,杨东教授正式宣布中英金融科技联盟(UK-China FinTech Alliance)成立。联盟创始成员组织包括涉及多个行业与领域的英国高科技创新孵化加速平台BGTA、拥有950个英国高科技公司成员单位的机构—techUK、代表英国金融科技社区的非营利性组织—“金融创新协会”(Innovate Finance)、中国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图片:杨东教授(左二)宣布中英金融科技联盟正式成立

该联盟是非营利性组织,旨在为两国的金融科技市场之间建立起更加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促进两国金融科技市场参与者与更广泛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之间的有效沟通。同时,也为金融科技市场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交流平台:加入该联盟需要经过成员单位的推荐,通过甄选的企业或机构将会参加各个成员单位在英国和中国举办的行业交流活动,从而有效促进企业及机构间的协作共赢,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联盟创始成员将确定今年讨论的关键主题和主题的方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关于《报告》的完整内容,将由杨东教授团队近期发布。

图片:中英金融科技联盟创始成员与合作伙伴合影

金融科技联盟的成立受到全球诸多媒体关注,并进行了深度的报道。

图片:媒体报道截图

下一次金融科技联盟的会议即将在东京举行,敬请期待。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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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金融科技系列讲座|周子衡:货币史视角下的通货与主权关系一一兼论货币的非国家化

主讲人

周子衡

演讲题目

货币史视角下的通货与主权关系一一兼论货币的非国家化

时间

4月19日(星期四)

下午4:00-5:30


联系人

刘晶晶

13693399068


本次讲座向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及社会各界开放

诚邀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师生、专家学者等前来课程现场沟通交流


周子衡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事货币经济研究逾十五年。

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曾担任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顾问,阿里研究院学委会委员。曾任职于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集团、中国华能集团。拥有律师从业资格并曾有十年执业经验。

近期著作《账户–新经济新金融之路》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5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五个问题》及《法定数字货币的对公场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7.4 2017.10 等。


专访杨东教授:众筹是核心制度,区块链是关键技术,Token是共享权益

问 道

对话时间: 4月9日22:30 – 24:30

微信社群:比特大学/比特大学商学院/比特大学.武汉总群/比特大学3群


对话嘉宾:杨东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兼任中央网信办中欧数字经济专家工作组成员;同时还是全国人大法工委、财经委《证券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专家组、课题组成员;最早去中南海讲授区块链的专家之一。

杨教授较早倡导建立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并担任主任,并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虚拟货币立法:日本经验与对中国的启示》、《ICO本质及其监管机制变革》,先后出版《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2015年9月,中国第一部区块链金融书籍)《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等区块链行业指导书籍,被圈内誉为“我国最早对区块链的应用进行研究的学者”及“区块链第一教授”。


主持人:张烽,资深律师,专注金融/区块链/数字资产等领域法律研究,比特大学法律顾问。

以下为对话原文整理

第一问

张烽杨教授,您是众筹金融专家,很早就关注区块链,您主持的微信公众号“众筹金融研究院”是众筹研究的专业、权威平台,15年在《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一书中提出了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您是否能够谈谈什么是众筹,其核心特点是什么?众筹与区块链这二者是否存在某种必然联系?

杨东谢谢大家,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在不同的场合,一直在为众筹的理论和模式呼吁,但很多人还是不能够全面地理解。我理想中的众筹模式,它是一种思想和一种思维,核心就在于打破一种金融垄断,包括去中介。从而让普通民众和小微企业,通过金融活动实现屌丝逆袭,或者说是通过理财实现一种众筹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15年在众筹金融这本书里头所写的关于移动互联网+金融,源于我之前的经验。我从12年开始,参与了有关阿里巴巴支付宝,余额宝,阿里小贷,蚂蚁金服还有百度,腾讯和京东等互联网金融公司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关的重要法律,规定及监管牌照的发放,我都参与了讨论和研究。

一方面,我是全国人大财经委《电子商务法》起草工作组成员,负责电子支付、竞争规则等相关法条的起草和研究工作,也参与了全国人大法工委《证券法》和《期货法》修订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行业内跟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互联网企业也有非常深入的合作。作为学者,希望寻求为国家社会,找到相对客观的一种学术平衡点,为行业的发展,找到效率与职业安全的平衡。

传统金融体系的弊端,在于它逐渐脱离了老百姓、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成为金融人自己的一种游戏,不但没有发挥好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应有的作用,不能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反而成为某些人违法犯罪、金融垄断的一个工具,甚至带来了像大萧条、股灾和美国金融危机。

股票市场痛点太痛太大,每个股民都很痛恨这个市场。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这这个股票市场发展不好,可以推倒重来。现在我们不可能直接颠覆和推倒重来,但是需要去改造和打破资本市场的弊端和垄断,甚至需要在场外寻找新的金融创新模式,另起炉灶。

这个工作虽然很难,但是有了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金融行业的崛起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这样一种新的金融的模式,可以打破中介和中心,直接服务偏远的山区、普通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成为一种可能。

张烽众筹金融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出现后对改善传统金融弊端的一种解决方案。

杨东:2014年我就提出,互联网金融核心是“众筹金融”,我把它翻译成英文就是we finance,众筹金融这个概念理论,在2015年出版了《众筹金融》,当时得到贵阳市人民政府陈刚书记和王玉祥副市长的高度肯定和吸收,贵阳市政府在2015年5月27号成立的中国第一家众筹金融交易所,这个交易所是一种区别传统交易所的新型的交易所模式,因为它不光是交易股权,还有收益权、债权和IP知识产权,申报积分,甚至包括类似Q币。通证或者筹码,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Token。我们当时是希望通过官方和企业一起来构建和实现,很可惜的是,我们做了尝试以后碰到15年股灾,中国证监会放弃了所有的创新,地方政府的实践,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有一点是我们坚定的,区块链技术的突破和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普惠金融和we finance的实现,我们认为众筹和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区块链的思想完全是吻合的。

当时我在书中就提出,工业革命时代,股份制可能是最伟大的制度发明,那么在今天速度经济时代,众筹制是最伟大的制度发明。那么实现众筹社会主义的技术手段,除了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最核心的技术应该是区块链。

我可能是最早提出来人工智能是提高生产力,区块链更多的是重构生产关系。也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所包含的内涵,有制度有众筹的思想在里面,根本上是一种打破传统金融的垄断,实现普通民众的小微金融。

我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小微金融专家李老师,当时听到我说众筹的理念思想和制度,非常赞同。通过区块链技术,恰恰更好地实现了众筹制度。这两者之间,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技术,但在思想和方法层面上可以说是完全相通的。

近期还会进一步去研究众筹制度,众筹社会主义和区块链技术深层次的关系,包括模式的一些探索,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相关案例在落地,包括湖南省娄底市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股权、税收、社保的登记;青岛的区块链产业研究院以及青岛市北区的区块链建立实践等等。

张烽众筹的理念,思想和技术通过区块链技术更好的实现了,这就是这两者的关系。

杨东:其实比特币也是众筹。

何冰确实是,比特币是筹人、筹资源(算力)。

杨东:如果说前几年很多人不理解比特币,或者说比特币是骗局,这还可以理解。但今天如果还说比特币、区块链是骗局,这只能说明他不学习,太不许关注新的发展了,因为今天的区块链已经有了了非常多的成功。

第二问

张烽非常感谢杨教授。刚刚杨教授谈到了区块链技术对众筹实现非常重要。作为我国最早对区块链的应用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杨教授为区块链的研究和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把区块链介绍到贵阳、青岛、重庆、赣州等地方政府,为区块链场景的应用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2017年出版了《链金有法:区块链商业实践与法律指南》,率先从法律角度对区块链的应用和实践进行了创新性的分析,为企业布局区块链战略提供了指导。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目前区块链普遍认为还处于非常早期,有人认为是革命性技术将产生颠覆性影响,但也有的人则认为是骗局,可谓是众说纷纭,您是怎么看的呢?具体理由是什么?

杨东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今天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了。虽然ICO在我国定位为非法金融活动,但在有些国家已经合法化了。未来会怎么样,的确是解决资本市场的很多痛点,有利于更高效低成本的获得融资,服务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导致17年ICO和空气币的滥发,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证监会的不作为造成的。国务院13年后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也提出四众(众筹众包众服众创),这个四众也是为这个双创服务的。四众的核心还是众筹。所以通过这个区块链和众筹结合,所产生的ICO目前在国内是违法的,它有它的这个价值所在,它是股权众筹的一种变态和变异。

我们非常可喜地看到,证监会在18年的立法计划当中,要把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做出来。我也刚刚发表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评价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事情,也可以看到这个股权众筹的试点,如果与区块链结合起来的话,那更会有爆发的一个想象空间。

何冰股权众筹试点能推出,确实是个好消息。

杨东:19大报告中,有个词叫颠覆性技术,我认为区块链就是这样一种技术,绝对不是一种骗局。

我们地方政府,例如贵阳、青岛、娄底、杭州、江西赣州、深圳重庆渝中区等地都开始对区块链产业基地进行建设,包括由一些相关的案例跟食品安全,能源,电子存证,数据保存,数据库的建设,以及政府的监管等等应用场景都在尝试用区块链技术,并且获得很大的成功。

前不久新华社对我做了一次深度采访,当时我也提出,区块链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有很多的风险,但如果我们错过利用区块链技术来改造传统金融,错过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一些应用场景进行改造,特别是失去对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标准制定权,主导权,如果失去这些,将是我们最大的风险。

张烽:区块链技术已经有很多的应用场景,解决了很多的市场痛点,是一种颠覆性技术,不是一个骗局。最大的风险是错过利用区块链技术的风险。

第三问

张烽 非常感谢杨教授。刚刚杨教授也提到区块链技术有很多风险,比如一些区块链创始团队不认真打造项目随意发币融资圈钱现象也比较普遍,所谓空气币流行,您一直呼吁ICO应该进行合理监管,去年行业部门也出台《区块链合规指引》试图提出规范方案。对于ICO的监管也是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您深度参与了一行三会以及国务院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互联网金融相关立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专家研讨、评估论证、媒体采访等过程,我们的第三问是,您认为我国ICO一直未能纳入合理监管的原因是什么?

杨东 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在94禁令之前,ICO合法化或者货币交易所合法化,也是探讨过的。我也一直在探讨通过股权众筹的方式来部分实现ICO这些功能吧,可能未来通过法律监管产生的新融资方式不一定就叫ICO,都在探索范畴之内。

我们希望有更高效低成本,服务于普惠金融,服务普通老百姓的新金融不断产生,以股权众筹为代表的一种新的模式,无疑是一种好的探索,那么ICO代币/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交易融为一体了,也就是说,他把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融为一体,把证券的发行和数字货币的发行融为一体,把通证的发行和这个证券的发行融为一体。

把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些主体混为一体,这些主体模糊化的法律性质,给传统的金融监管传统的法律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所以呢,的确,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想好如何对它加以监管和法律定性。虽然今年瑞士将ICO合法化,日本等其他国家也在探讨,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实践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不断地去研究。


第四问


张烽非常感谢杨教授。我想ICO监管难度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对Token是否是证券的争议。美国并没有对其具体分类,而菲律宾新西兰则认为其是证券,瑞士则在支付型、资产型、应用型的基础上认为资产型才是证券。我们的第四问是,您是怎么看待Token的性质呢?您是否认同瑞士对Token的分类?

我觉得Token机制原理背后的制度还是众筹,它通过众筹模式,实现一种点对点的链接,能够把消费者和生产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融为一体。或者说,消费者他既是股东,可能又是参与生产的一份子。所以他主体更加多元了,发行的Token,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支付功能,你可能就具备这个收益权甚至股权等。

这个Token的法律定性,他本身是跟这个众筹的模式发展一致的。这种模式发展,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人类在数字经济背景之下的新的组织方式,一种升级或者叠加,我们一般说在互联网区块链时代,会产生更多的无组织的组织。比如众筹他就是无组织的组织,他实现点对点的链接,使得原来公司的组织形态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无组织的组织众筹形态。

当然这不会马上全部被取代了,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组织形态存在。但是公司组织本身也有很多的弊端和不足,需要有一些新的形态来适应这个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时代的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组织形态,新的金融制度来加以适应。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众筹,包括Token,它就是一种制度层面,一种生产关系的突破和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区块链技术,它实现了众筹的这样一种制度的变革,众筹是一种内在的制度,Token是外在的一种表现形态或者凭证。我们非常有必要地去研究这三者的关系,区块链、众筹和Token之间,在思想思维或精神上我觉得是完全相通的。这个我在13/14年,开始研究区块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何冰:内核是众筹,方式是Token,基础(技术)条件是区块链!

杨东:回到传统金融监管,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制约和束缚,肯定就需要面对很多问题。

区块链监管也需要具体分行业分应用场景进行讨论吧,比如说一般涉及到电子存证,资产认证,数据库的共享,财务众筹公益众筹等方面,这些本身做的是技术问题,在监管上没有太大问题。但一旦涉及到股权,债权众筹等金融场景的应用就比较复杂。

其一、金融场景本身的痛点很多。客观地看金融市场,也是一种场景,可能就是因为金融市场痛点会比较痛,所以区块链在这个场景里会比较容易爆发。其二、金融场景信息不对称、中间环节很多,这就对区块链技术要求比较多,所以金融市场自然而然就涉及到法律监管问题了。

第五问

张烽:感谢杨教授。我们继续谈谈监管落地问题。您作为贵阳市、青岛市、重庆市、赣州市等的地方政府的区块链监管沙盒计划的首席顾问,起草设计了当地区块链落地方案,我国监管部门认为一切金融活动都应纳入监管,这句话在区块链行业看来可以解读为两种态度,一是纳入传统金融体系监管,二是创新金融监管的条件下纳入监管。我们的第五问是,您认为目前区块链监管的切入点、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杨东:ICO也只是一种模式而已,未来随着技术、制度、法律、监管的发展与突破,也会有一种新的更好,更容易理解的模式出现,比如叶总说的IEO,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大家也不一定非要拘泥于ICO的概念和模式,更多的探索正在发生。区块链技术,众筹包括通证是三为一体内和的。在应用场景当中,无论用ICO,IEO或其他形式,要创新和服务于老百姓,国家经济和行业发展。

第六问


张烽:非常感谢杨教授。一些区块链媒体随意发布虚假消息,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操纵交易等现象比较普遍,这也体现了区块链监管的某种复杂性,您对这类行为应该如何看待?

杨东: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一些区块链媒体,随意发布虚假消息断章取义来吸引眼球,博取关注和点击量等等,甚至只要有利益,有掏钱了,他就会发谁的项目,帮忙做广告宣传等。如果是传统广告行业,它就是广告,那也是可以理解,但区块链这个新生行业太复杂,整体不规范,这种媒体,随意地去做这样一些内部操纵交易的行为。

前段时间新华社批评的,像金色财经,甚至好多都是要发币的,只要给钱他就给谁包装项目,忽悠老百姓。好些媒体都被平台所控制,所以形成利益勾结在一起的链条,这种链条是不可取的,网信办,证监会有关部门已经高度重视这种现象了。

我们在贵阳做创新实践的时候,做一个股权众筹项目,对每个项目非常严格的选拔,每个项目都是比较小的,天使轮最多不超过一千万,好多都是几百万。

随便一个空气币就是几个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这个甚至比他的IPO市值还高,这些都是非常扭曲的,这个不正常的现象,特别是那种诈骗的空气币,违法犯罪的传销币等,跟不良的自媒体勾结在一起。除了自律,也希望区块链媒体本身也要良币驱逐劣币吧,不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区块链媒体要遵守自律规范,这个不能百分百做得好的,至少追求这样一种行业自律的规范,我也被他们称为首席监督员,也希望能够为这个行业自律做一些自己的贡献。我给蚂蚁金服等互联网金融企业他们提的建议就是这个要拥抱监管、行业自律和投资者保护。

我们现在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正在区块链方面的一些深度的研究报告,类似这种现象我们会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供我们的报告,希望能够净化这个市场。

第七问

张烽:这类现象已经引起监管部门重视,相关措施也正在研究。非常感谢杨教授。我们的第七问是,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提出防控金融风险,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讲防范和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作为三大任务之首,您认为区块链行业应如何防范和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

杨东:区块链这个行业,在别的一些应用场景中,不必夸大它的风险,但它跟金融市场结合的时候,在目前看来,会不会形成新的系统风险是很难说的。股权众筹和ICO,它跟p2p来比较,p2p平台会形成资金池。ICO平台不会形成较大的资金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形成局部的系统性风险,可能性也还是比较小。但是目前来看大量的空气币,包括到海外滥发空气币,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会形成一定的系统性风险,日当务之急要采取措施严厉打击空气币、诈骗违法犯罪的传销币。

第八问

张烽:非常感谢杨教授。我们第八问是,您正在筹备发起成立世界区块链行业协会、数字货币交易所联盟,目前世界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大致分为鼓励、中立、限制、禁止几种,您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东:我们受相关部门委托,与有识之士一起,希望能够成立区块链协会,包括数字货币交易所联盟这些全球性机构。我在日本留学多年,跟日本政府和相关行业部门都有很多交流合作,在东亚中日韩三国,在数字货币区块链监管和立法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中国市场又这么大,如果能够联合起来,能够为区块链行业发展和数字货币的监管法律,提供一些参考和标准吧,我们还是有十足的信心。希望能够争取获得一种区块链的应用和数字货币交易所的规则制定权和发展的主导权,否则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有点可惜的。5月30号、31号在东京举行的区块链世界论坛,与会机构包括日本软银集团,日本一桥大学,还有日本的区块链协会,交易所协会,电子支付协会,我们跟他们都会参与沟通和合作。我们也邀请大家参与5月30号、31号的东京的区块链世界论坛和数字货币联盟。

我们也在做一些交易所评级的相关研究,去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也在人大开设了区块链的课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培训教育和宣传工作,希望大家一起积极地来推动这项工作。


第九问

张烽: 确实日本监管方面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我这两天也正在日本考察学习日本相关政策与实践。感谢杨教授。我们第九问是,您简要说一下,如果以纵的视角来看待区块链监管,您认为影响其发展的近期因素是什么?影响其政策调整的因素是什么?决定其最终监管走向的关键性因素又是什么?

杨东:日本方面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近期因素主要看应用场景的效果。政策调整因素的话,这跟国家法律体系有关,比如说中国是大陆法,新加坡,英国,美国,香港是英式法律。决定其最终监管走向的关键性因素,跟据各国的国情,会有不同的关键性因素,这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和思考。作为国家级第一个监管科技课题主持人研究监管科技(regulation technology),对于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否有效地应用到监管当中,我们已经可喜地看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推动,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实力。英国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我们会继续关注动态。期待与大家在这方面继续交流。

第十问

张烽: 非常感谢杨教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以横的视角来看待区块链监管,您认为一个完善的区块链监管体系应该是如何的?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什么?

杨东: 你这个问题问得挺专业的。怎么用区块链技术更好地用到监管科技和监管政府治理?政府能够有能力有信心去监管创新者。政府要么就是不监管,出现泛滥劣币驱逐良币,要么就是一刀切,把良币全都切掉了。所以关键在于把区块链用到监管当中,是我一直特别强调和呼吁的。我们在这方面也研究了很多国家的论文(英国,法国,德国,日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会发表。

张烽:非常感谢杨教授今晚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区块链技术应用、发展和监管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

杨东教授最近编写的监管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主题的书籍即将出版,届时将带来更详尽的全球区块链与数字货币行业发展和监管动向解读,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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